七

当时的贵族精神除了人所共知的腐败虚伪、尚清谈外，也不乏积极之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通论》中认为，由于晋代非常重视门第，使得贵族拥有很强的自负心理，高门大族不仅不把皇权放在眼里，因为士族身份不需要皇帝任命，也无关朝廷的制度，他们对于侵犯中原的夷狄也十分强硬，不肯让步，而“正是这种自尊心，成为国民的气节得以维持的原因”。然而钱穆则对贵族气质做了南北地域分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则注意到地域差异：南渡士族不愿经心世务，对国事持消极心理，而留守北方的士族倾向于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其政治心理大体积极。所谓积极消极，其实是以外部旁观者的角度来评判和从政治参与来度量。余英时教授的《汉晋之际士之自觉与新思潮》则换了一种内部观察的角度来看待贵族的“消极”。他认为，是这一时期士大夫个体自觉促使这一知识人群体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享受，对自然、文学和艺术的欣赏；他们鄙薄世事，是发展内心的自觉要求。同时，余英时还注意到，汉晋之际士大夫“个人经济情况大体皆甚好”，其经济基础与思想变迁关系至深，而优越的经济条件、充裕的闲暇时间、向内的探求，对人生享受和文化艺术的追求、对自然的钟爱，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音乐盛极一时。余英时甚至认为，造纸出现于东汉，书法之艺术化成于东汉，都和这股贵族情趣发达的潮流直接相关。柳诒徴在《中国文化史》中考证，“文集”这一形式也始于东汉。这些其实都是蒙思明所论述的东汉贵族政权的文化表达。

八

出身寒门的人，容易获得同情和道德的制高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赵翼深刻的史识，使得他在揭示这一过程的同时并不囿于对寒门的泛泛同情和对贵族的鄙视。他在《廿二史劄记》指出：“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复顾惜名检。”就是说，出身寒微者虽然自身驱动力更强，也有办事能力，但一旦做官掌权，倒可能更贪婪更没有底线的。在后来的科举时代，大量寒士固然一朝金榜题名，如同中了彩票，其精神境界道德人品也的确没有同步提高，世家贵族有时还看重“名节”，寒士倒可能是不顾一切的。贵族和贵族精神的衰落可能带来正反两种结果，一是平民化，二是流氓化。或许，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以贵族的底气和精神，而如平民一般任事和实干，这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假如没有法律的确保和制度的约束，不论是士族和寒人背景出身的官员都有“招权纳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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