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改革的定向

依据政府及其改革的一般理论可以断定，总体上说，一个良好的政府应该是既“有限”又“有效”；从现代政府的实践来看，“有限性”转化为法治政府的要求和法制建设，而“有效性”可以转化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对于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发展型政府”模式是不难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发展型政府”如果演化为“全能型政府”（政府包办），那就走得过头了。

过去，人们曾经较多地使用“全能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政府治理的特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力求实现管理社会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党政体系的决策方式和治理模式，但一些现实的观察者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的全能主义依然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模式较为恰当的概括。

包办主义式的“全能”模式终究要面临困境。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下，政府通常扮演类似“家长”的角色，而社会的“逆反性”和“依赖性”便成为这种模式一体两面的常见现象。从长远来看，政府还是要将市场的归还市场，将社会的归还给社会。因此，要构建一个“有限”且“有效”的政府，淡化全能型政府的色彩是非常必要的。结合中国的实情，可以将这种努力分解为具体的政府改革步骤或方案：优化政府结构和功能，彻底实现“管办分离”；削减行政审批，尽可能减少政府微观干预；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建设法治政府，保证依法施政；鼓励社会自治，促进社会协同治理等。

新一轮政府改革的特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就在不断尝试进行自身改革。单就机构改革而言，在迄今为止的7次改革中，国务院组成部门从三十多年前的100个减少到了目前的25个。总结历次改革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改革主题都不一样。比如，80年代主要围绕集权与分权的话题展开，分权被视为改革的方向；到了90年代，政府改革的话题转向“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讨论，“小政府”被普遍看好；2000年以后，政府改革主题又有改变，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被确认为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

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推出了新的政府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大致看到了这项改革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推进大部制式的机构改革，主要包括七部委改革等；第二，以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为内容的转变工作作风的改革；第三，以公开政府“三公”经费、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的透明政府改革（其中包括逐渐公布各级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间转移支付，完善地方政府向地方人大汇报制度，加快官员财产公布，率先从公共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开始完善公务员薪酬制度等）；第四，自2013年年初推开的削减行政审批项目的改革。

相较于以往的几次改革，本轮政府改革的核心和特点在于：简政放权，活化社会，转变职能。在本轮政府改革中，除机构拆分和兼并之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重要内容，而且是远比机构改革意义更加重大的改革。

众所周知，行政审批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属于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的范畴。政府管理中大量采用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影响社会自由和自主发展。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进行了以削减政府审批项目为主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尤其是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行政许可法》以来，中国政府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据统计，上一届政府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本届政府决心要将目前保留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1/3以上，并于5月13日宣布进一步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项目。从目前公布的项目清单来看，范围涉及经济领域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以及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城市轨道、能源工程等重头项目的审批权力，其中属于“发改委”的审批项目占主要比例。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