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认为，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放松管制的努力进展较大，特别是在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领域。2006年至2011年间，农业民间投资占比从 36.8%升至 61.8%，采矿业从 28.5%升至47.2%，制造业从60%上升到75.5%。然而，公用事业、服务业民间投资占比却因国企在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而没有实质性改变。此次行政审批项目的削减表达了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活化社会、转变职能的改革意向，体现了“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政府一律不设前置审批”的原则。本届政府表示要将目前保留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1/3以上，这表明政府改革的决心。不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实现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要使政府管理从主要依赖“审批式管理”（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的状态向主要通过“服务式管理”（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的状态转变。中国政府如何促进这种转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构建有限且有效的政府

学术研究中关于一个理想政府的讨论形成了很多表述，综合起来，构建一个有限且有效的政府，应该是大家的基本共识。笼统地说，政府改革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优化政府管理，或者说，是要实现政府管理的合理化。不管是政府管理的优化还是合理化，保持政府的有限性和有效性是基本前提。具体而言，合法性、公共性、回应性、便利性、经济性，这些指标是我们考察和评价政府的基本依据。合法性表示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恪守宪法和法律准则，保证依法施政；公共性显示政府决策的公正、公开和吸纳民意的程度；回应性标示着政府应对社会需求并做出及时恰当反应的能力；便利性标志着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务对于相关民众的方便程度；经济性标明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务的成本或社会享用这些管理和服务所支付费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低廉性。从理论上讲，一个在上述综合指标体系中表现良好的政府，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政府，也应该是政府改革的方向。

如何定位中国政府改革？是属于“民主改革”（竞争性选举和决策开放）？或者是“行政改革”（机构调整，功能整合）？抑或是“治理改革”（制度优化，在保证党政军以及中央和地方行动一致性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自治化）？……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无论冠以什么名称，以问题为导向，制定衡量和评价政府改革绩效的指标体系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针对政府管理所存在的问题，以下的指标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都应该得到学术的支持和肯定：合法性，政府依法规范其决策和执行行为的程度；公共性，政府信息公开、决策开放的程度；有效性，政府矫正政策执行中的扭曲、截留的程度；制约性，政府权力受到监督的程度，包括“三公”经费的监管，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约；服务性，基本公共服务普及化和均等化程度；简约性，政府行为的经济性和管理与服务的方便程度。

中国政府过去被认为是一个“全能型政府”，带有比较明显的权力本位主义、家长主义、包办主义的特征，而且，在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中较多实行特许经营和政府管制的办法，并且主要采用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行政审批是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但政府如果采用大量行政审批手段，甚至使之变成主要手段，会造成一系列麻烦和问题。因此，淡化全能政府色彩，首先要从削减行政审批开始。

确实，政府改革的总体目的就是要实现政府管理的合理化。分析中国实情不难看到，中国政府在合法性（保证依法施政）、公共性（保持决策开放、信息公开）、回应性（及时应对社会诉求）、便利性（提供便捷管理和服务）、经济性（降低管理成本）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革空间，需要纳入长远的改革规划议程当中。应当承认，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望它在短时间内在上述方面全面突破，那也很不现实；如果一届政府能够在一两个方面确实有所进展，那已经相当不易。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