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陷磨难，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当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难时期的关心照顾，我们早都饿死了。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纵下仍然不肯放过仲勋，准备把他拉到兰州、延安继续进行批斗，最终还是被周总理制止了。此时的仲勋，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受到了株连。“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受到审查。仅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就被审查了7年之久。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设兵团劳动或生产队插队落户。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也被剥夺了升学上高中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去工厂当上了一名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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