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勋离开我们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与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样，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着我的冷暖，关心着儿女们为党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情况。在仲勋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写一些和仲勋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达我对仲勋的无限怀念。

　　仲勋在与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谈起他的家世。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习氏和中国其他姓氏一样源远流长。1369年（明洪武二年），习家这一脉始太祖习思敬携家带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县）逃荒要饭到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落户。仲勋为该族西户习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勋的曾祖父习玉策生子三人：习永盛、习永山、习永厚。习永盛为长子，是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与张氏夫人在河南邓县育有一儿一女。1882年（清光绪八年），因家境贫寒，习永盛不得不再次举家逃荒，来到陕西富平淡村落户，后相继生下仲勋的父亲习宗德、叔父习宗仁。在淡村定居下来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勋祖父还挑着货郎担赶集串乡挣钱补贴家用，终因贫病交加，冻饿而死在富平城郊的圣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乱坟场内。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在外当兵的大伯回到家乡，给了家里一锭银两接济，加之祖母及仲勋父亲、叔父日夜辛勤劳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勋父亲和叔父这两房子女陆续降生，仲勋为习家迁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长孙。仲勋的父亲于1928年40岁时病故，母亲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仅35岁。苦难的家史对仲勋一生产生极大影响。“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他在家里常说的一句话。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难中出生成长的仲勋，从小就向往光明进步，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13岁的仲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15岁时，因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关押。在狱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4月，仲勋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之后，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道，投入艰苦卓绝的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仲勋当选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勋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才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勋先后在关中、绥德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北大门”。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和作出的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赞誉。1943年1月，毛主席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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