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请假回京探亲，得到批准。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请求解决居住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终于见到了监护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在临回干校前，经我请求，组织上又批准我们见了仲勋一面。借见面的机会，我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换成了新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5月，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阳。他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近3年的时光。这段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仲勋的心里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勋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边散步。时间久了，他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一些农民都交上了朋友。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在得知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后，仲勋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不久，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王震同志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期间，我们也找过胡耀邦同志和叶帅（叶剑英同志）。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个方面称赞了仲勋，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大家的关心和推动下，仲勋于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4月初，仲勋恢复了工作。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

　　对于仲勋同志的历史问题，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为仲勋彻底平反。仲勋和我终于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