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调控，不仅意味着压缩地产商的利益空间，同样也意味着政府自身要减少获益。如果只有前者，就等于用一种不公平的手段来追求社会公平，其后果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北京自住型商品房政策于10月23日出炉，其核心是“自住型商品住房价格比同时期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低30%”“自住型商品住房”的概念解释是“以90平方米以下为主，最大套型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40平方米的商品房”；购买资格是“按照限购政策规定在本市具有购房资格的家庭”，无房家庭或经适房轮候家庭优先，购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原则上5年内不得转让；配建方式则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限房价、竞地价”等出让方式公开竞得。与此同时，升级并强化了房地产调控的“京七条”（详细报道见10版）。

　　就在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9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北上广深同比涨幅均破20%，北京同比涨幅居全国之首”，成为上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失效的注解。“京七条”试图通过削减中间利润的方式保障刚需，可以看做一线城市在挫败中仍坚持原有调控思路的体现。

　　坦率地说，不管政策初衷，还是政策力度，北京在房地产调控中都比相当一部分城市要真诚得多。但政府在土地交易中获益方角色的存在，使得调控的发力方向相当有限。对比各地的房地产调控，其手段不外两点，其一是打击囤房、炒房，阻止过量社会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二是压缩房地产商的利润空间。

　　此次要求房地产商“限房价、竞地价”的配建方式，正展现了第二种思路。“限房价、竞地价”意味着让开发商向上竞地价，向下竞房价，为这30%的利润买单。就地产调控中的政府角色而言，刚需购房者的利益和房地产商的利润形成的消长关系，是最有利的选择。

　　让房地产商吐出一块利润普惠那些刚需购房者，当然会让人称快。只不过，所谓调控，不仅意味着压缩地产商的利润空间，同样也意味着政府自身要减少获益。如果只有前者，就等于用一种不公平的手段来追求社会公平，其后果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开发商偷工减料，导致自住型商品住房出现质量问题等。

　　曾有南方城市的地产商在面对房价高的质询时，以公布房价成本的方式回应，但没过多久就迫于各方压力草草收兵，但其根本症结其实已成共识。实际上，房地产调控不能只为了求得一个或几个数字上的结果，而更应该被视作整体性梳理社会管理机制的入口、突破社会改革瓶颈的倒逼力量之一，但政府这种拿自己开刀的魄力，一直以来都只是一种公众的冀望。（刘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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