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早在井冈山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四军就在连、营、团各级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有表达意见的平台。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抗日与民主建设结合起来，毛泽东说：“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因此，在根据地广泛实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中共能否找到一条新路，避免陷入“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即将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制度，用民主的办法治理国家，用民主的办法监督公权力。

　　随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人民民主的政权与制度；1954年，毛泽东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参与讨论，参与总人数达1.5亿之多，占当年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并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从体制上构建了上下左右、各个层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平台，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幸福生活。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利，高度重视人民对党员干部的民主监督，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群众运动，其中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官僚主义、反贪污腐化。甚至不惜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方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是好的，其教训却是惨痛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重视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上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比如城乡基层的民主自治，比如全国各地广泛探索和推行的听证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电子政务、电视问政、工资集体协商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主形式推生了新的法律法规，确立了重大民生政策，推动了党政机关作风转变，进一步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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