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称中国经济制度为“权贵资本主义”【3】

还有一种西方学术话语包含的陷阱更为隐蔽，典型的如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他在论述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时否定了以和谐、和平、仁爱为主旨的“孔孟范式”，认为现实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无异，从而曲折地否认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文化哲学根底。对于这样的学术话语陷阱，学界应当高度重视。

第五类，对中国的捧杀。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唱衰”中国的声音少了，“捧杀”中国的舆论则不断看涨。如2004年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提出了“G2”的构想，即“中美两国集团”，并借2009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宣传他的这一构想。与这一构想相似的，还有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等人提出的“Chimerica”概念，它包含着“中美国”或“中美共同体”、“中美共治”的含义。这种赋予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中“平起平坐”地位的提法，其逻辑的自然延伸就是“中国责任论”，实质是让中国在美国规制的框架内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如果中国认同了这些诱人的概念，还将动摇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又如，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有西方舆论将之称为“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两位西方世界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出版了《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大趋势》；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而且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了尽头”。这些著作对中国有许多溢美之词。在西方媒体兴起“讲中国故事”的潮流之下，连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也于2009年发表文章，将中国崛起列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头等大事。或许他的看法是客观的，但当西方舆论将“中国崛起”与“中国正在改变我们”的看法相连接时，这种“高看”中国的话语也就转变成了西方国家施压中国的舆论依据。

二、 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分析

西方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借其主导的国际舆论结构，使其包含着话语陷阱的对于中国的评论，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对华舆论主流，进而形成对中国的高强度舆论环境压力，让中国在面对这种话语时左右为难，认同了等于自我缴械，拒斥了则会背负污名；二是有大量的西方话语，虽然并非全然针对中国道路，但形成强大的国际思想或舆论潮流，裹挟着人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从而给中国各界带来认识上的困惑，进而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三是在西方话语攻势下，中国国内舆论产生分化，一些包含陷阱的西方话语“内化”成了中国国内舆论，由国内学界或媒体加以宣传、发挥而产生“内在的”影响。当前中国国内一些要求政府无条件采纳西式自由民主价值、普选制、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的舆论即属此种情形。

西方舆论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通过话语来展开对我国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争夺；二是在根本上推行其所信奉的崇尚实力与理性自私的国家政治哲学；三是将西方利益进行道义性的话语包装；四是隐含着西方国家国际战略上的盘算。因此，揭示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话语陷阱，是走好中国道路与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下文依此进一步分析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

其一，“包治百病”的西方制度推销。世界各民族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文明形态、经济水平、社会矛盾结构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既使世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也构成了宝贵的国家多样性、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以及历史多样性。这就决定了用单一的某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在世界各不同形态的国家推行，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思想方法上也是错误的。尽管首先完成了工业化革命的西方自近代以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就可忽视国家差别而通行于世界。从西方制度向非西方世界的推广历史看，其在大部分国家的推行都带来了社会动荡、民族分裂、经济管理效能不高等严重问题。然而，西方的先发优势已固化为其制度优越感和心理优势，却对其制度推广中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这事实上是将西方的制度等同于“包治百病”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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