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称中国经济制度为“权贵资本主义”

“话语陷阱”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国际舆论结构之下经常面临的问题。语言学、逻辑学对于话语陷阱现象早有觉察，也早有研究。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白马非马论”、庄子寓言中的濠梁之辩、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的“罗素悖论”等典故，其思辨的困惑正是由于背后隐含的话语陷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话语陷阱可能具有娱乐功能，一如相声语言中的“包袱”，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结构之下所面临的话语陷阱问题，却必须认真对待，因为这类话语陷阱往往具有严重的负面性影响，或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政治合法性削弱，或带来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甚或造成政息人亡。当今中国处于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普世化”、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背景下，正面临着种种话语陷阱，不能不加以警惕。

一、中国道路面临西方话语陷阱

中国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所走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高度概括。从内涵来说，它不仅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发展模式，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既涵盖中国的国内制度与发展道路，也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既包括过去经验的总结，也包括未来追求的目标。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政治协商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西方的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二是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三是在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借鉴但不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四是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不照搬西方的公民社会发展与管理模式，坚持立足国情解决自己的问题；五是在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按自己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

由此可见，中国道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相比于西方具有“异质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等诸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独特性，在外交理念、政策和行为上经常不符合西方标准。但与此同时，中国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令世界上的任何强国都无法忽视，并从感官、心理、利益、理念、制度各个层面深刻冲击着西方对于中国的固有认知。因此，西方和国际舆论不可能放过中国道路这一可以评说的对象，中国道路也因此成了西方种种话语陷阱“诱捕”的对象。在此，试对涉及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陷阱做一个大致分类，择其要而论之。

第一类，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历史与发展前景。这类话语陷阱有这样几个部分构成：一是贬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随意夸大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损害党的形象；二是宣告世界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三是通过制造舆论瓦解民众对中国道路的信心；四是美化西方制度，强化其制度诱惑力。

众所周知，中国道路的最鲜明特征之一就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但西方主流舆论一向习惯于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妖魔化，用独裁、专制、反人权之类的话语描述共产党政权是其家常便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犯过的一些错误，西方舆论及其国内追随者更是随意夸大，不从历史看失误，而从失误看历史。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西方的“共产主义终结论”和“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便宣告共产主义将在21世纪“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与之相呼应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这一理论事实上在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未来。新近的例子是2011年西亚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这些政治变局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西方舆论据此再次推理出中国也将西式民主化的论断。这样，西方话语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情贬抑，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尽情美化，使此类话语陷阱极具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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