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昭：习近平提“商鞅变法”的政治意涵

近日，据媒体公开报道，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小组讨论时，提到了商鞅变法、王安石改革等。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引经据典”，其背后蕴藏着深层的政治内涵。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还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在当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后均以失败结局。诚然，变法失败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但有一个是共通的，也是很根本的原因，即变法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进程遭遇了强大阻力。

当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如何避免殷鉴重演，是执政者必须深思的问题。这或许就是习近平提及“商鞅变法”的政治意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一些提法，如“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或许就是中央领导层看到了这个历史经验，看到了未来改革的阻力，看到了凝聚共识的重要。

当今中国要不要改革，“左派”和“右派”是有着共识的，即“必须改革”。只是在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上，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因此，寻找不同利益团体的最大公约数，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比如《决定》提出的“废除劳教制度”、“单独二孩”政策等，可谓是人心所向的变革措施。

当前，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与“浅水区”主要是意识形态桎梏的特征相比，“深水区”的最大特征便是利益集团化。

美国马里兰大学奥尔森教授在《国家的兴衰》里曾指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即分利集团）；这些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系统里，已经形成了大量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占有绝对优势资源的情况下，往往可以俘获政府，挟持操纵国家政策，弱化国家的自主性。可以说，现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博弈，意识形态问题变得次要。

因此，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求增强国家自主性和治理能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认识到，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落实文件。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是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因此，要推动全面改革，必须要有个层级更高、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只有这样，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才不会成为空谈，民族复兴梦才能早日实现。

（张广昭，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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