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新轮金融改革须增强与财政体制改革协同性

　　金融改革，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这需要重新调整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逐渐改变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尽力开辟地方政府新财源。

　　如何构建“有效市场”，已是中国未来5至10年的发展主线。就金融改革领域而言，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通过金融、财政改革等整体协调推进，大幅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以金融转型为突破口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金融体系效率低下，以及金融体系的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与我国的“金融抑制”政策相关。所谓“金融抑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实施的一种服务于工业化战略的金融配套政策。基本特征是低利率政策和政府对低成本资本配置的行政管制或积极干预。政府通过低利率政策人为降低资本成本，以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通过产业政策和行政管制手段将供不应求的廉价资本导入政府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企业。

　　我国“金融抑制”的突出表现有：其一，社会总杠杆化增速过快且分配不均，融资增速过快，导致这两年我国融资杠杆大幅上升，原本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放大，市场风险大幅上升。看融资部门的结构，我国企业融资占比较大，个人融资比例较低，消费能力不足。同时，政府部门融资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管理存在较大问题。

　　其二，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信贷占融资比重大，银行参与度过高，风险过度集中。债券、股权等市场不发达，导致融资风险与银行捆绑紧密。一旦任何一条融资渠道出现问题，将对整个融资体系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其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表现尤为严重。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反过来，金融资金并没有流向实体部门，而是又直接或间接地回流至金融体系内。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暴发以后，我国经济形成了对信贷的高度依赖，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量越来越高，信贷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在2007年至2012年间，我国信贷总额占GDP比例升至190%以上，上升了60个百分点。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