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罗奇：激活中国消费者

　　海外网12月9日电 据联合早报网报道，历史才是最终裁判，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将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最高领导层终于通过了一揽子计划，可以促使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为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

　　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的构想一直局限于广泛的目标和方向。比如，2011年3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承诺，在城镇化和方兴未艾的服务领域的发展基础上，中国经济将进入消费拉动时代。尽管这些承诺在为中国中产阶级展示他们可享有的机会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却缺少一个关键要素：激励中国家庭将新增收入转化为自主性消费。

　　相反的，自1990年代末“铁饭碗”被打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向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支援——金融和经济的不安全感一直困扰着中国家庭。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家庭将新增收入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购买消费品。经济学家称之为预防性储蓄，但这却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沮丧。

　　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聚焦于这一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给出了一系列方案，旨在改变受担忧影响的中国家庭的行为。尤其重要的是建议将国有企业利润——目前接近4000亿美元——的30%投入资金严重不足的社会安全网。比如，中国的国民医保计划号称接近全民覆盖，但实际上提供的好处却微不足道。

　　中国的退休制度也是这样：劳动力退休注册率为50%左右，但每名工人只能获得600美元（中央、地方和私人养老金的总和）的退休福利。因此，担心未来的中国家庭过度储蓄就不足为奇了。资金充裕的安全网可以大大改变这样的行为。

　　三中全会提出的另外一些措施旨在改变中国家庭的行为范式。重新思考一胎化政策尤其重要，中国工作适龄人口的下降已成定局，因此造成的压力需要缓解。户籍制度的改革——允许公民在不同城市间转移社会福利——对于包括近2亿农民工的日益灵活的劳动力来说至关重要。

　　存款利率很可能市场化也应该让中国消费者感到安心，因为这将增强工资收入的逐渐增长。这一早就应该采取的政策变化，是三中全会正式将市场定价拔高到中国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定性”一词对关键资源有重大影响——包括燃料、金融资本，当然还有货币——过去这些资源都由国家指导定价。用词永远是重大政策变化的重要信号——比如1970年代末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三中全会用“决定性”一词来确定以市场为根本的做法，意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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