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苏联解体给中国什么教训？【3】

　　未来30年中国的愿景与挑战

　　玛雅：机遇是偶然的，挑战却是必然的。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潘维：我认为，实现中国愿景有四大挑战：

　　第一，要打赢经济仗。所谓“文明重心东移”其实主要指物质文明重心东移，也就是经济重心东移。自启蒙主义在欧洲盛行，世界就进入了物质主义的时代，而中华文明又最是物质主义的文明，可称占了“天时”。所谓当代经济，无非是三类东西：制造、金融和技术，所以要打三场经济仗。中国可能已经打赢了第一仗，也就是制造业重心东移。第二仗是金融重心东移，目前看，中国处在困难阶段。中国极不擅长金融战，但还必须使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仗如果打败了，制造业会停滞甚至崩溃。这仗若打赢，下一仗就是科技重心东移，就能势如破竹地打赢。中国能打赢金融战吗？目前看，打输的概率似乎不低。

　　第二，打赢经济仗的前提是打赢制度仗。文明分为物质、精神、制度三大类。中国的优势在制度文明，是精致的制度文明维持了物质文明的领先，避免了物欲横流、坑蒙拐骗、社会四分五裂。两千多年来，中国奉行民本政体，即由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体系上统一的治国集团来管理社会。这个治国集团靠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先进”，在一盘散沙的社会里“脱颖而出”，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思想上信奉民本主义，以民为本；组织上奉行绩优选拔制，逢选必考，无功不拔。如果没有这个中华政治制度文明，经济仗就必输无疑。

　　正因为看到这一点，中西两大文明竞争的关键战场就在政治体制。然而，在工业水准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打赢这场制度保卫战是极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在快速崛起，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改制”之说却甚嚣尘上，蒙人术被包装成了启蒙术。凡落后社会必有的一切落后现象，凡快速进步产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说成是“体制问题”，号称只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于是，我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这两大威胁，却面临着一个被“骂杀”的威胁，诱使我们进行苏联式“自杀”。而一旦沦为制度殖民地，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欠发达国家。

　　玛雅：中国如果沦为制度殖民地，意味着政治上西式民主化，经济上完全私有化，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会彻底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化，中国今天取得的一切成果、老百姓要的好日子，都将付之东流。就像你前面说的，中国如果建白宫，建出来也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自由的标志，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潘维：所以，第三个挑战是，打赢制度仗的前提是要打赢信念仗。第四个挑战是，打赢信念仗的前提是要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这两个挑战的内容就是前面谈到苏联失败的那些问题，这里不重复。

　　简言之，当今世界，大国间的战争主要是在思想领域。思想战争是符号战，符号通过媒体、网络漫天飞，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居安思危，这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求生存的必要心态。我的硕士导师陈翰笙出生在苏联诞生前十几年，去世时苏联已经消失了十几年，超级大国的国运居然不如人命！

　　同样，中国未来如果失败，很可能也是败在思想战争，是从政治话语权的丧失开始的。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在今天，保持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对民本主义的信念，不被利益集团所捕获，不被“普世价值论者”所鼓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玛雅：那么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应对这四大挑战？

　　潘维：应对这四大挑战，主观上靠“三不”：经济发展上不动摇，政治体制上不折腾，国际事务上不偏袒南北任何一方。实现这“三不”，需要看清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即“两个大局”交织所形成的“逻辑线索”。

　　什么是中国发展的逻辑线索？近代以后，中国内部的发展逻辑受国际逻辑的冲击，导致中国原本比较平等的社会变得极度不平等。所以要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建政后用了30年时间建立起社会平等体系，这个体系解决了中国的生存问题，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是代价也很高，20年后与“效率”成为一对矛盾，与“富民”相矛盾。于是共产党又用了30年时间拆掉社会平等体系，建立了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效率体系，这个体系使一个短缺的社会变成了为全世界制造产品的基地。但是代价也很高，20年后与“平等”成为一对矛盾。高度的不平等以及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都出现了，在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养老等领域，不平等越来越扩大。

　　未来的30年将是中国改革的新时代，一个重要导向是在新的、比较富裕的社会里重建社会平等体系。这个任务能完成吗？回顾前两个30年，在建设初级平等体系的第十年就出了大问题；在建立市场体系的第十年也出了大问题，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如今重建社会平等体系，10年后还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我们是可以做成的。中国决不能百里之行半九十，倒在民族复兴的门槛上。

　　所以，要下决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世界如此不确定，若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谈什么国际战略都是空话。一切国际战略都是为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国内的事显然比国际的事重要得多。如果国内的事办不好，人民就会认同他国对本国的批判。总是“自我批评”，就会削弱人民对本国体制的认同。体制认同是信念战的问题，在于虚拟世界里政治符号之战的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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