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追责“盲目举债”需要韧的执行

近日，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其中关于“盲目举债烂账离任也要追责”的规定引发舆论热议。《通知》明确不再以GDP论英雄，同时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

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但制度设计的诉求与指向已不言自明：将曾被地方主政者长期视为“无过”的盲目举债纳入追责体系，并将其固化为对地方政府有着直接威慑力的政绩考核指标。从无责到追责，从大而泛之的管理到精细的政绩考核，这是高层针对地方债务管理问题释放出的可喜信号。

这一规定的出台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情况远远超出公众的想象。以武汉为例，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债务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警戒线的1.5倍。武汉市2013年需要还本付息310.59亿元，2014年则达到311.76亿元，相当于最近两年每天需偿债1亿元。将其换算成另一组数据，即2013年与2014年，武汉市差不多要拿出接近40%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用于偿还债务。

如此举债简直令人触目惊心。它带来的不仅是漫长的还债周期，还有附生腐败。为了追求任期内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官员在盲目举债的同时，也陷入了权力寻租与权钱交易的“暧昧陷阱”之中。由于地方债的管理漏洞，融资平台在有些地方异化为政府的小金库，与官员腐败密切相关。仿佛是一种佐证，在中组部下发该通知的同时，媒体也报道了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落马事件。其中有个细节：得知郭有明出事后，他的一位老领导在日记里写下“GDP害死人”的感言。其实并不是GDP害死人，而是为了GDP而过度举债害死人。

由是观之，追责盲目举债既是为了重塑发展的秩序，也是对一些官员腐败的制度性预防。不过，一些地方的盲目举债行为并非无源之水。一方面，它往往是集体性的决策，在“法不责众”的理念下才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即便数额巨大，但不少地方的举债也往往有着“正当”的名义：或为加快城市建设，或为打造某些宏大工程。披着“项目”的外衣巧立名目，举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正因为如此，追责盲目举债的要求正当其时，传递出不小的威慑力。但规定的出台只是好的开始，更重要的在于能否有韧性地切实执行。既然要对盲目举债追责，那么追责体系就当分外明晰。即便是集体决策，也应该明确地方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并加以终身追责，才能真正有所指向。此外，“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也应进一步细化。如此，才能切实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行甄别，让真正不良的举债行为被限定，进而得到有效约束。

是时候让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回归法治的正常轨道了。中央关于追责盲目举债的规定已经出台，接下来，各地如何“处理旧账”的落地细则更值得期待。

（王聃，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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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