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中国“土豪”现象背后的财富观

　　“土豪”一词具有鲜明的财富的获得、使用、消费等一系列具有社会价值观指向意义的社会价值偏好，是社会心理的反映，是人们对待财富的指标性的态度、观念取向、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一种中国社会心理、道德取向的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执政当局的“去计划经济”、社会公权力主宰的“有限的市场经济”的执政理念的推动下，在“经济中心论”“白猫黑猫能够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哲学理念的助推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心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去毛泽东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废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意味着以批评、消灭资本主义体制为使命、揭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劳动价值理论的失败，而劳动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的崩塌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社会价值体系——共产主义信仰的幻灭。这样，从毛时代一直推崇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的事实上的破产，但是，由于中国执政当局必须继承毛时代的政治衣钵，毛的继承者邓小平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的政治理念，只是否定了毛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极权管理措施。

　　对毛泽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极权管理措施的否定和对毛泽东理论、政治衣钵的总体肯定是导致今天中国社会对待毛泽东撕裂的根源之一。社会直接撕裂为“反毛”与“拥毛”的“左派”与“右派”，否定毛泽东意味着否定中共的执政地位，肯定毛泽东意味着中国倒回原来的“红色恐怖”的暴力时代，左右为难，骑虎难下。

　　邓小平后来推行的有限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保留了中共的核心权力，对中国基本社会资源的使用、利用和占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有制）。中国改革的源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突破公有制（官有制）的范畴。后来，中国社会一直在“姓资”与“姓社”的经济右倾与政治左倾之间左右摇摆。“薄熙来”事件实质上就是中国“左右”之争在政治路线、国家治理理念斗争的必然产物。

　　中国社会的官有制（公有制）的存在，因为社会公权力仍然处于社会财富分配的金字塔顶端，伴随激进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倒塌，社会价值体系迅速演化为“追逐社会公权力为核心”、以满足“物质享乐”为主要内容的金钱价值观与权力价值观。这是中国“土豪”财富观产生的制度性土壤。

　　其次，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是自由，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生存的基本土壤，因此“自由权”必须得到最高程度的确认，必须取得包括最高社会组织——执政党、最大社会运行机构——国家政权、最权威社会共识——宪法、最核心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的确认。

　　自由保障一个基本的社会支点便是私产保护，既“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财产及自由”构筑了一道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核心防火墙。试想，一个不保护私产的社会公权力泛滥的社会，谁有财富创造的真实欲望？

　　即使在私产保护不完全、不彻底的国度，社会成员财富创造的欲望只可能是投机取巧，豪取掠夺，衍生出来的财富观一定是土豪财富观。今天中国土豪财富观的产生便是私产保护不完全、不彻底的真实写照。

　　自由之所以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根源于市场主体的自由创造之欲望（决策、思想的自由），市场信息选择的自由（行动自由），保护个体人权的社会纠错、保护机制（表达、新闻自由）、还基于自由选择获取收益的、分享成功、获取幸福的喜悦（自由获取幸福）。因此，市场经济成长的土壤必然表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价值观、财富观。

　　自由主义的社会价值观、财富观与极权主义的强权价值观、土豪财富观格格不入，在自由主义社会财富观的土壤里，社会成员明白个人自由必须基于对他人自由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并存，社会公共权力产生必须基于民众认可或者授权。否则一切游戏规则荡然无存。

　　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社会公权力的开明与领导人经济决策的高层设计或者顶层设计，是一种最高社会公权力主导下、支持下的不完全、不彻底的经济开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根本没有基于全体社会共识的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市场共识与市场启蒙，现在有部分学者称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新时代的“商鞅变法”或者新时代的“洋务运动”，这是非常贴切、非常准确的。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