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从泰国危机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2】

虽然泰国的民主乱象并无什么新意，但“常乱常新”，还是能够给世界一些启示，特别是对于自由派群体。

西方及西方民主的信奉者往往认为民主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但问题是，民主选举真的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最为有效、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吗？我们看看今天的泰国，英拉经受议会不信任投票考验、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但并没有令反对派偃旗息鼓，甚至抵制大选，请问八十多年来民主选举的合法性何在？社会的稳定性何在？

而就在此刻，南亚国家孟加拉第十届国会选举也在暴力对抗和抵制中举行。投票当天，上百个投票站就被纵火或暴力袭击，而遍及全国、持续数月的冲突已经造成五百多人死亡。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提供有效、稳定的合法性，反而成为国家动荡的主要因素。

不仅亚洲的泰国、孟加拉，还有欧洲的土耳其，作为最成功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又发生了多少次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最为荒唐的是，发生军事政变的理由竟然是为了捍卫民主。还有今天非洲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史上第一次公开、公正、公平的全民普选中获胜，按西方理论，它具有最稳定的合法性，至少要比穆巴拉克要稳定吧。结果，仅仅一年，就在广场民众的压力下，被军事政变推翻。随后引发死亡上千人的悲剧，全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显然，西方这种选举方式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埃及这片土壤中，远远比不上它此前的政治模式。也比不上政治形态落后、但由于石油经济的成功而保持稳定的中东世袭国家。

拉美是从西方殖民地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与西方可谓同文同宗。但两百多年来拉丁美洲一直在强人独裁、低效民主和军事政变之间反复拉锯，民主的稳定合法性又何在？事实上，所谓西方选举带来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并没有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获得检验（不妨再看看今天的南苏丹、马里以及众多非洲国家）。就是西方本土，二战后建立起的法国第四共和，不也是在内外交困之下，发生军事政变而走进历史的吗？那个时候，何来选举民主的合法性、稳定性？

上述国家惨痛的经验教训，给世人的启示有三：一是合法性是有文化和传统差异的。外来的合法性标准未必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二是任何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相应的条件支持之下的，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政绩的合法性。假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能使埃及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或者穆兄会上台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民生得到改善，埃及还会发生这样的动荡和最后的悲剧吗？我们不妨再假设，今天的西方处于埃及的经济状态，是否还会有合法性？是否仅仅发生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瑞典骚乱？三是一种新的合法性标准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是西方，从神权合法性到民选合法性，也经历了一百到两百年的动荡过程，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假如采取西方的模式，显然无法排除上述国家命运的可能性。

应该说，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合法性的来源是不同的。西方模式强调的是程序和过程，中国则是执政的成效，是政绩合法性。

西方自启蒙时期的英国社会理论家约翰·洛克时代起就提出，政治合法性来自群众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这种正当性和合法性实现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众投票。

所以在美国，尽管小布什执政8年就把美国从冷战后的颠峰带到低谷：发动两场反恐战争、经济政策失误和监管缺失造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大危机，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受任何影响。

由于西方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过程，也就是选举，于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上，甚至为了赢得选举和拉抬支持率而出台违背经济规律、政治和外交原则的政策。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人物可谓不择手段。奥巴马曾允诺结束对石油业的补贴，但这一承诺变得烟消云散。奥巴马曾允诺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但未能兑现。相反为吸引拉美裔选民的选票，他甚至采取了一项绕过国会的动作：让170万年轻的非法移民得以暂时合法地继续呆在美国。

在法国，支持率低迷的萨科奇不惜下令选举期间不许企业破产、各企业要给职工发放一千欧元额外的红利。为了提高就业，迎合极右民众，冒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强行遣返罗姆人，为此引发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强烈批评。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来移民触犯刑法，将取消其法国国籍作为惩罚，这显然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