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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08日08:41|来源:海外网|字号: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受到政策的歧视和挤压,甚至往往成为城市治安和节日安定清退的对象。即使是那些在城市已经有了相对稳定职业的人们,由于收入预期和职业安全的不稳定,由于生存环境和子女等教育条件的相对劣势,他们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需求也是多少扭曲和受压抑的。因此,尽管外来人口已经普遍被认为稳定地占据本地城市人口的30%甚至以上,但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具有流动心态的“流动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显著低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我国合法的或能用市场经济水准来测量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些年来并没有显著增加。截止到20世纪末,按照统计的城市非农业人口,仍在20%左右徘徊,其他10%被列为城市人口的仅是指目前进入城市和小城镇的农村人口。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一般道路来看,经济自由(竞争)化,市场国际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政治民主化是和人口城市化同步发展,相互依存的过程。只有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内需推动和合格的人力资源供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合法的城市户口的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正好完全倒置,是我国经济结构最大的不合理,是国家内需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最显著标志(我们今天的城市化的比例甚至还不及1800年英国工业化初期的水平)和贫富差距拉大占比重最大的因素。不能设想(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能实现小康或现代化。
正如20世纪50年代错误的人口政策造成了20年后巨大的人口压力一样,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户口垄断的政策(这即使在计划经济国家也是很特殊的遗产,前苏联、东欧国家的高度计划经济并没有包括对城市户口的垄断控制,因而它们的城市人口比例大体上是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可能要使我们付出更多的代价。如果我们要实现在新世纪的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那么从现在起就开始规划城市和城市人口的成倍增长,恐怕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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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胜男)
垄断控制,户籍制度,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