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强：不讲经济学的治理雾霾论都是耍花腔【2】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

　　然而，关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动态关系的探究并没有因为这个英文字母U强大的解释力而止步。学者们选取了不同地区和污染物作为考察对象，运用了不同的经济学计量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美国学者Fridel和Getzner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中，利用澳大利亚1960至1999年的数据得出了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呈三次方型关系的结论。国内学者虞义华、郑新业等利用1995-2007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碳强度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同EKC一样的倒U型，而是呈“N”型。

　　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一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并不会平衡在EKC假说所描述的两种状态中，在实现了污染随着人均GDP上升而下降之后可能会再度经历反转。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对于维稳的中国政府，求安的中国人民而言，“N”型曲线的存在蕴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拨开云雾见月明之后，很有可能经历牛途漫漫从头越。

　　如果这个研究成果被认为有一定的说服力，政府官员和学者们的视线和精力也许会转向第二次拐点来临的时间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计算上，这样才能保证政策调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EKC假说被提出至今在学界的应用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总在乐此不疲地做着这道计算题。然而尝试给出这一循环往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许比计算题的结果更为重要。这将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城镇居民人均碳排放Vs.人均收入

　　在参阅大量文献后发现，EKC假说被广泛应用在了宏观层面的考察上。大部分学者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污染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继而从宏观层面探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沿袭了这一理论成果被提出之初的应用范例。但是鲜有学者关注各类产品的终端用户，即消费者。于是在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的解释力后，近期笔者将视角转向城镇居民，完成了一项探究家庭人均污染排放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

　　考虑到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2012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比为67.39%，石油消费量占比为18.95%，天然气占比为5.29%，其他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8.37%。在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二氧化碳排放又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4以上，因此该研究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

　　此外，更有研究表明家庭消费的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关键。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的学者冯玲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的碳排放总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且间接碳排始终大于直接碳排，其中“居住”，“交通通信”，“食品”是间接碳排的主要来源。间接碳排放，不同于家庭供暖、私家车等直接产生的碳排放，而是指家庭消费品在生产和运输之中，或产品在被服务之前所产生的能源消费。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1年的全球气候变化第三次报告中也指出，居民的消费方式对气候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笔者的研究重点关注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利用投入产出消费支出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家庭的受教育情况、对优良环境的偏好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及住房面积等特征变量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1995-2011这17年的时段内，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关系。

　　例如，在1995至1998年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而下降，1999-2001年又恢复了上升的趋势，如此循环往复，但总体而言，上升的幅度大于下降的幅度，最后形成了整体上扬的曲线。这样的结果从图形上来看仿佛是多个“N”型的连结，这与笔者先前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呼应。

　　“律人而非律己”的伪环保

　　另一个研究结果是，是否能实现污染总量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取决于新增收入中用来进行消费的比例是否小于环保支付的相对治污效果。这一结论可以通俗化地解释为，如果居民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治理污染，那么结合相应的治污技术便可以收获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优化双重福利，实现鱼与熊掌兼得。

　　这里使用了一个概念——治污支付意愿，意愿越高即意味着居民愿意为治理环境贡献更多的力量，此处我们主要从居民愿意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划拨多少份额用于环境治理这个角度进行衡量。

　　谈及居民的污染支付意愿这个问题，很容易联想到近几年屡见报端和政府公开性文件的“公众参与度”，参与度的提高似乎很容易和支付意愿的提高画上等号。但公众参与度强调的是公民提升了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积极为环境规制或治理政策献计献策，同时政府通过维护举报、维权等渠道的畅通，让居民可以很好地发挥环境污染的监督功能。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就曾在对外发布的“年度环境绿皮书”中指出，2012年是近年来公众参与环保行动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程度最强的一年。大型工程项目的环境污染引发“邻避效应”、活熊取胆引发激烈争议、归真堂上市受阻等事件都反映了“绿色公民”开始涌现。

　　但不难发现，这样的“参与”站在了一个律人而非律己的角度。归咎于身，刻己自责作为古训一直被国人推崇，应用到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公民的“协理”也许比公民的“参与”更值得提倡，这样才能实现环境污染问题的“善治”。“协理”意味着公民不仅监督污染问题，还需要加入到污染的治理过程中，目前我国公民能参与的治理也许就是从自身做起，从保护周遭环境做起。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就曾利用2006年人民大学进行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北京居民对于北京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虽然北京人民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但支付意愿的平均值和中间值仅为120.15元和128.60元，占比仅为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8%。与其他国家的同类研究相比（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市的居民，愿意为治理空气污染支付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这个比例相当小。

　　这是人类行为学中一个极易解释的现象。当某一社会问题侵害了公众利益的同时也侵害了其自身利益，有一点维权意识的人便会立足于卫道士的高位进行权益的申诉和辩护。但一旦问题的改善需要自身付出较多的财力物力或人力时，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便不再会振臂高呼而是进行个体最优化决策，决策结果往往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选择拂袖而去。

　　但作为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负荷的国家，改善某一社会现状往往很难通过少数的团体完成。在环境污染问题上，聚沙成塔、片羽沉舟这样的成语也许会越来越具有现实说服力。

　　公民环保支付意愿亟待增强

　　下面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的N型关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以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探究对象所得到的多个N型连结式的曲线，以及上文所述的居民治污支付意愿的重要性也许可以为我们拓宽一点思路。

　　从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性，到开始关注所生活地区或国家的污染问题，再到身体力行地进行力所能及的环境保护，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显然在中国这个从意识到意愿采取行动的链条断裂了。

　　那么何为治污支付意愿的增强呢？在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同时考虑到这一消费行为会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要为了生活成本小幅的节省而选择破坏环境的消费或生活方式，例如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而非私家汽车作为出行方式，选购节能环保而非高耗能电器，学习和工作中减少纸张的浪费等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治污意愿的增强。

　　而狭义的治污支付意愿，则是在此基础上环保行动力的进一步增强，在调整消费方式更加低碳化之余，消费者为环境质量支付一定的货币，比如向政府支付空气污染治理费，河流的排污费等。这便是公民治污支付意愿的力量。

　　以世界著名环境公害事件之一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为例，上世纪40年代光化学烟雾笼罩整个洛杉矶市，政府很快采取措施关闭了市内主要化工厂，但是雾霾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愈演愈烈。最后通过分析空气中的化学成分发现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

　　随后而来的环保革命在一开始受到了汽车制造商团体，石油公司等利益团体的阻挠，政府的改革措施收效颇微。但美国民众不堪恶劣空气质量带来的困扰，积极开展环保运动，以购买行动表示对装有排气净化配置的汽车的支持，这才使得美国政府狠下决心，于1970年出台《清洁空气法案》。而在此之后的5年时间内，美国汽车制造商团体以较高成本为所有的汽车配了催化式排气净化器，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才得以改善。由此可见，民众支付意愿的增强，倒逼政府和企业成为了推动美国环保革命的真正力量。

　　从政府发布环境规制政策，到企业无奈接受，再到消费者享用调整结果，中国人所习以为常的自上而下的调整，也许可以拓宽为自下而上的调整，正如洛杉矶光学污染事件一样，实现公民对政府和企业的倒逼。但是，自下而上的调整绝不能演变为一个序贯博弈，在公民从自身做起治理环境污染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响应拾遗补缺，为这样的举动创造更好的客观条件。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