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蜗居”困境的原因何在？【2】

高房价与社会不公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战略中，白领新移民群体是作为城市需要的“人力资源”被吸纳进城市的。依据各个城市在“人才需求”和“政府支付能力”之间的理性计算和相应的政策操作，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得以在城市中获得正式的职业和相应的户籍身份以及附着于这些身份之上的各种市民待遇。从本质上讲，“白领新移民”与“农民工”实际上是同一逻辑的城市制度的社会吸纳、社会排斥功能的产物。

问题在于，在以经济增长为首位目标的制度设置中，白领新移民群体对于城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能带来发展效益的“人才”，他们还意味着作为城市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潜在消费大军。事实上，在目前各地城市的高度细致化的身份支付制度的设置中，大部分白领新移民以高学历所换得的，仅仅是城市的“不完全市民资格”（如“集体户口”和各种类型的“居住证”）。只有当他们在城市购买住宅之后，他们才可能获得所在城市“完全的市民资格”（“常住居民户口”）。以个人或家庭的教育投入和住房投入在城市购买市民资格，这是城市政府为白领新移民群体量身定造的吸纳、排斥制度。城市资源被用以直接的交易，这和政府让老居民拿中心城区的居住权益去换取郊外安置房的制度逻辑，大致是相同的。

在有关“蜗居”、“蚁族”现象的议论中，可以看到围绕房市房价的经济论式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围绕“人才”的发展论式的意见（主张视对象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而加以区别对待），还有一些论者将问题归结到了白领新移民群体自身的生活目标、生活策略身上。这样一些讨论，多少偏离了将城市住房问题视作为市民的生活权利问题，以及视作为政府对市民的社会保护责任如何落实、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等社会公平问题的建构原则。

而如果将住房现象视作为一个城市问题，我们首先不能不面对的，是堪称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城市发展模式：住宅开发成为官营的城市支柱产业；住房与市民身份资格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制度化；住房作为社会上升流动渠道以及作为阶层区隔的功能被高度发挥和利用……由政府制造需求，同时变民生需求为商业机会，这是今天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下，高房价不仅为经济秩序所必需，它也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结构的有机要素——住宅所有状况，已经成为城市阶层秩序的表象，成为人们价值实现和地位成就的目标本身。

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权利必须服从国家发展的目标——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和制度。在这种观念体系和制度逻辑中，权利及公平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其实是被注定了的。这种结构性的限制也必然会浸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今天，当人们在强调身为“白领”居然也买不起房时，甚而强调他们作为“人才”或“中产阶层”对于城市经济、城市社会的重要性时，他们所强调、强化的，恰恰是“权利”与“公平”的相对性、非普遍性。在这样的逻辑中，公共资源配置制度的功利性没有被揭示，“社会公平”原则也不是以对最脆弱者的保护为起点，其正义性的体现自始就成了一个问题。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