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蜗居”困境的原因何在？【3】

无法承受的与无可选择的

关于中国的房产市场，笔者常常被外国学者问及的问题是：“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买房？”“他们怎么买得起房子？”

可以看到不少现成的解释。一些学者说，“中国人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这是由中国传统观念造成的。”这是极随意的误导。不仅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史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 “文化”现象，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中更没有这样的制度和文化新传统。“不能不买房”，在今天的中国，主要缘于城市制度的刚性设置，尤其是对于想在城市中获得相应的身份地位、建立家庭生活的新移民而言。

“房价过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个虚假问题。本来，世界上有几个大城市里的房子，是初职的、初婚的年轻人可以凭自己的经济收入轻易购买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城市政策的设计者所窥视的，不仅是白领职员们整个职业生涯的经济支付能力，它所算计的，还有年轻人背后的父母家庭的支付能力。城市开发运动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的正义原则，它还操纵利用了中国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共济互助功能，吮吸、劫取了无数家庭的养老资源。

这样的购房行为，对许多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而言，不啻是对经济和亲情的双重榨取——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今天“高房价”激起城市白领们普遍怨愤的现实逻辑——它不仅让人们面对了身份地位需求和经济支付能力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更将人们拖入了亲情伦理的特殊困境之中。城市户籍身份的有偿的、高价的支付制度，其非正义性在这儿有极具悲剧性的演义。

让那些本人和父母都凑不足钱、在城市中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回到中小城镇（甚或乡村）去吗？这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劝导。但是，有多少高学历者能够在中小城镇找到他们期待中的位子和身份？对于那些本来有望留在大城市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说，无论是他们被灌输的上升志向，还是他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都很少是能让他们面向中小城市、尤其内地城镇的产业系统和现实社会的。而且，现实中，除了当公务员、教师或自营业以外，他们在家乡城镇的机会，也不会比大城市更多。

另一方面，城市也需要吸纳和储备足够的高学历劳动大军，庞大的高教育水准工作人口是今天以“全球城市”为发展新目标的中国各大城市赖以运行的条件。为此，它会不断调整其吸纳、排斥制度——就像最近各地城市政府基于对白领群体购房能力边界的确认、正在启动的以中低购买力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经济适用房制度那样。

在这样的制度调整中，城市开发体制的根本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被不断测试和重新计算的，依然是各种社会群体的生活需求以及支付能力的极限所在，当然还有人们忍受或者批判社会不公的能力和实际可能。

无论如何，对生活愿望的表达、对无法忍受的社会不公现象的抨击，都应该被理解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方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