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英：父辈的“罪行”，如何清算

德国电视剧《我们的父辈》海报

《我们的父辈》是用新的视角反思那次战争，虽有些微瑕疵，但不失为“持久战”的一部分。德国多的是明智之士、有识之士，他们会将“去纳粹化”进行到底的。

德国电视二台（ZDF）所拍摄的电视剧《我们的父辈》（Unsere Muetter, unsere Vaeter）2013年3月公映以来，吸引了大量观众。该剧共有三集，每集九十分钟左右，一旦看了一集，便欲罢不能，定要“且看下回分解”。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口号：“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清算过去）。”所谓过去是指纳粹过去，所谓“Bewltigung”也有“克服”“战胜”“了断”“解决”之意。德国投降四十周年之际，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威茨泽克发表演讲说，“过去在事后是无法改变的，也没办法不让它发生。但是面对过去要是闭上眼睛，那他面对当下也会成了盲人。”应该说这是一部让人睁开眼睛看过去的电视剧。故事简介如下：

柏林，1941年夏天，五个青年朋友聚会：威廉、他的弟弟弗里德海尔姆、莎罗特、维克多和格蕾塔。聚会是为了告别，相约半年后回柏林共庆圣诞节。威廉兄弟二人被调往东线，希特勒实施“巴巴罗莎”计划突袭苏联，他们就去参加这次的闪电战。莎罗特随军前往，充当战地护士。起初德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没有冬装的德军经受不住苏军的反攻，一步步后退，转而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在乌克兰的一个农村，一位安全局的党卫军军官不听威廉和弗里德海尔姆的劝阻，拔枪将一个十四岁的犹太女孩射杀，女孩的鲜血溅了杀人军官一脸。在野战医院工作的莎罗特曾把一名犹太女医生拉来帮忙，从而使她躲过一劫。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火线党卫军官搜寻犹太女医生时，她又举报了这位女医生，莎罗特为此纠结愧疚良久。格蕾塔能歌善舞，生性有些风流，和党卫军中队长多恩有暧昧关系，可她真正爱的是犹太人维克多。自1938年11月9日（对犹太人进行打砸抢）的“水晶之夜”之后，维克多一家日子日益艰困，要离开德国几乎不可能。格蕾塔利用和多恩的关系为维克多弄到护照等必要的证件，可是还没有走出柏林，维克多就被捕了：是多恩出卖了他，证件也是假的。战争的现实与纳粹所宣传的情况严重不符，威廉开始怀疑战争的意义，他后来成了“逃兵”。战争后期，为了防止出现逃兵，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下令：一个士兵在远离炮火处碰到另外一个士兵，便可就地处决。这样每一个德国人便成了另一个德国人的潜在法庭。战时德国还有一种“英雄之爪”的组织，碰到散兵游勇便可加以捉拿，将所谓的“逃兵”扔进粪池里。德国投降后，五个青年中活着的三个按照约定回到四年前聚会的地方，但已物是人非。弗里德海尔姆抛尸战场，最终没能回来；格蕾塔因散布“战争失败论”、“恶毒攻击元首”而被处以绞刑。维克多的家已被“纯种雅利安人”抢占，而那位作恶多端的党卫军中队长多恩却端坐办公室协助当局进行战后居民登记工作。劫后余生的三人相顾茫然，不知前路究竟在何方。

可以看出，该剧不美化、不隐瞒地反映了或者说努力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比如说影片中的维克多，他是一位善良、敏锐的犹太青年，可他被出卖、被迫害，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活得像一个天生的罪犯。他的裁缝父亲认定“德国人按法律办事，尊重法律，不会有事的”，可他沉痛地回答说：“我们早已不是德国人了。”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颁布了《纽伦堡种族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和选举权，这是将德国种族问题推向“最终解决”的法律步骤，历史学家称其为“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法律工具”。划分犹太人的标准并非来自人种学和遗传学，这样太繁杂，会引起太多的争议，而是以祖孙三代登记在案的宗教信仰为标准。这样就出现了完全犹太人、半个犹太人、四分之一个犹太人的概念。哪些人的婚姻是混合婚姻或特许混合婚姻，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之所以把犹太人当作敌人加以迫害，原因多多。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为了将族民或者人民团结在一起，为此需要一个敌人。“大敌当前，最好动员”，反犹成了团结德意志人民的黏合剂，而且也很快转化为经济资源。打砸抢，挂牌游街，抢占房屋，便是见怪不怪；在影片中有这样的场面：俄罗斯的一片沼泽地带，完全被鲜血浸透，那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国防军枪杀的结果；将一车车犹太人“转移住处”，实际上是隆隆开往集中营，然后用最先进的工业办法灭绝他们。

流行歌手格蕾塔因跳摇摆舞而遭受训诫问责。摇摆舞传自美国，是黑人舞蹈，“美国是敌国，黑人是劣等民族”，斥其“敌我不分，立场不稳”，她当无话可说；她从前线慰问演出归来，因说出真实情况而被扣上“散布悲观论调，瓦解军心”、“攻击元首”的帽子，最后竟被逮捕，在德国投降前夕被送上绞刑架。这种细节真实的背后，透露出纳粹对宣传、对意识形态、对娱乐民众的重视，以及纳粹统治的凶残。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将进步作家利奥·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的长篇历史小说《犹太人徐斯》改编为电影，经过他一番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肆意歪曲、颠倒黑白的“革命的改造”，《犹太人徐斯》成了一部万分恶毒的反犹电影。1940年首映，盛况空前。利用电影反犹，始作俑者应为戈培尔。他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写道：“成功，无与伦比的成功！”他还开展了“向前方将士寄书”的活动，所寄图书大多是“血与土”的文学，以民族主义精神来鼓舞前方将士。在国内，纳粹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现代派文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即被贴上颓废文艺的标签。1937年在慕尼黑举办了颓废艺术展，亦即黑画展。被戴上“黑画”帽子的画作越来越多，不过“黑画”并没有“纸船明烛照天烧”，而是被卖到国外，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戈培尔除了“教化和宣传”，还承担着娱乐民众的任务。他在提供政治性电影的同时，还提供了不少娱乐片、歌舞片，乃至类似小品的闹剧。目的是要人们保持快乐的情绪，在艰辛劳动抑或拼杀之余也能间或发出笑声。于是格蕾塔被派往前线，给那些绝望的军人演唱，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发出笑声。而制造笑声的她也是阴沉着脸走向绞刑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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