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6】

不是中等收入造成陷阱，而是制度造成陷阱

在文革刚结束的贫穷状况下，中国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府的目标，实际上是改革早期的政治折衷，只是暂时的，加上市场化的正确方向，由此决定了地方竞争机制可以有效地暂时解决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但是，此时的中国已不是彼时的中国。中国已经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是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当这个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发展经济，是全球经济无法承受的。此外，中国已不是文革刚结束的状态。那时，大批刚刚从被打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干部与民众渴望改变。现在，各级政府的自身利益巨大，经常同社会利益冲突，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地方竞争机制一方面推动了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阻、内需低迷不振、收入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政府侵犯私营企业和公民权益的问题、城市住房问题、地方财政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每一个省、市、县都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或财政收入，使其中许多问题更为恶化。

上述的多数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全都讲过，解决方案也都讨论过，十二五规划又重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今天这些问题整体上在持续恶化。为什么这些问题迁延不愈？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因为增长速度太快了。综上所述，这个说法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这些问题不是因为增长速度本身所致，而是因为分权式威权制下的激励机制造成的。这个激励机制只能激励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的增长，没有办法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去做GDP之外的事情。

综上所述，在分权式威权制基础上产生的地区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曾是解决激励问题的有效手段，是中国奇迹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已经早在十年前就已不适应形势。要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激励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分权式威权制。在现有体制下的集权、放权改革，最好能成为为基本改革买时间的权宜之计，否则，长远看，都已于事无补。

与此同时，值得提及一个流行说法，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不仅肤浅，而且误导改革方向。如果我们看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印度、非洲、拉美从1950年到2000年半个世纪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发展，要么不发展，没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从1940年或者1930年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前夕，人均GDP相当于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是一个贫穷陷阱。

文献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以拉美国家为主的。但是认真看看拉美国家的情况，从有数据记录的最近二百年历史来看，拉美国家并不是从贫穷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而是正好相反。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曾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远比北美更富裕，直到19世纪的中期，美国虽然已经开始工业化，变得比较强大，但拉美国家仍比北美富。那个时候的古巴比北美新英格兰地区还富，后来它们从富裕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而美国则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了富裕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错误总结历史，更是忽视了拉美国家的制度导致它们从富裕经济停滞不前，沦落为中等收入国家。而美国则因有利的制度，从相对贫穷变成中等收入，然后又成为富裕国家，并最终演变成超级大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衰落是由制度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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