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8】

试图让地方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回头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某些定量指标不惜作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最坏的极端例子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这场地方竞争酿成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大饥荒。

以金融为例，金融领域改革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全面的体制问题。首先是，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以新面目重现。计划经济时期直到9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都受制于严重的软预算约束。90年代后期起，经过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银行，以及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了基本的遏制，但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现。典型的例子是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那些规模巨大的央企。这些融资平台以土地和财政收入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它们既无财政纪律约束，也没有可信的破产威胁，因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借贷，在软预算约束下，大量投资到低收益项目上，由此造成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资不抵债。如此持续发展，最终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

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家垄断。这种国家垄断不仅导致软预算约束，还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剧不平等。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向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全世界最廉价的贷款，牺牲了储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些缺少投资机会更依赖储蓄的低收入民众的利益。金融垄断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减少民众创业增收的机会。国有垄断金融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利用自身在体制中的政治力量，阻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而相比之下，民间部门在政治立法体制中缺少代表力量。

再次，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金融国家垄断和土地国有制相结合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剥夺公民，尤其是剥夺农民使用土地做抵押融资创业的机会；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投资到许多低效项目上，对银行安全乃至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纵观世界，所有金融发达国家的制度都是以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有更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

最后，由于司法不独立和缺少法治，中国的金融监管屡屡失效。新闻媒体多年来披露的大量金融丑闻都源于因司法不独立和法治缺失导致的监管失灵。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以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制止经济下滑。其中的核心和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全球经济来看，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低和该国中小企业的比例高度相关且成正比。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压制中小企业，压制市场机制，进而压低GDP。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和大家都关心的收入平等问题紧密相关。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多的就业都是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达，就业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才高。为此，必须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保证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同时还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不应过紧。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