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力：张艺谋748万罚款争议凸显哪些深层问题？【3】

　　3】生育权与生存发展权问题

　　自张艺谋超生事件曝光以来，就有一种时髦的代表性观点流行：必须捍卫人们的生育权自由！并因此否认计划生育法规的合法性，或认为这是一部恶法。表面看，这一提法具有相当程度的正义感，似乎足以登上道德山的顶峰，因而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和迷惑性。但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至少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再考虑。

　　首先，生育权自由与其它自由不同，它会产生重大后果和问题，即新生命的诞生、养育和自我发展等问题。一旦无法保障新生命的养育、发展权，生育权自由立即失去意义。不仅如此，这样的生育权自由还可能成为苦难的始作俑者！正如饥寒交迫的贫穷国家、贫穷地区所发生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生育权自由并非总是一种必须的自由。

　　其次，生育权自由带来对社会整体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正面或负面冲击。对于人口压力大、自然与社会资源有限或匮乏的社会而言，生育自由产生无可辩驳的负面效应，给大多数人或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改善因此受到削弱、甚至威胁。而计划生育的直接结果正好相反。失去的是一种不见得有益的生育权自由，获得的是所有人生存与发展的改善。

　　第三，计划生育对社会的一般效应类似于某些环境保护措施。为了保护环境，控制气候变暖等恶化趋势，人类需要牺牲某些方面的自由。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人类共识而被普遍接受。不能因为计划生育只在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实行，就从西方的立场出发，声言符合西方惯例，对其正当性予以否认。

　　另外，堕胎导致的伦理问题，虽然必然伴随计划生育法规的实施，但从根本上看，却并非计划生育本身的固有问题。计划生育的基本点在于避孕，这并不存在人道或伦理问题。避孕的概念和技术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

　　总之，不是限于对堕胎、人为性别选择、不规范、甚至野蛮执行计划生育法规等提出异议，而是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法规，是缺乏站得住脚的理性依据和合理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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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