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4】

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必然要干预自然的生态过程;所以工业文明之导致生态危机,是必然的。历史地看,基于还原论科学的现代技术大多具有这两个特点:一、局部有效,整体出问题;二、短期有效,长期出问题。前者如曾经作为高效制冷剂的氟利昂之导致臭氧层空洞,后者如化肥、农药之导致环境污染、土地板结。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在其内部是难以解决的,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作为工业化农业的高级形态,转基因作物与生态文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

中国传统农学一直独步世界,早在工业文明起步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南京农业大学严火其教授对哈尼族梯田稻作的农史研究表明,传统农业是比工业化农业综合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

严火其教授发现,哈尼族拥有一整套与环境相互协调、高度系统化、可持续的稻作方式。哈尼族在稻田里养鱼、养鸭,鱼和鸭具有经济效益,还带来上好的肥料,不用农药、不用化肥,节约了大量成本和劳力,也不会污染环境。传统稻品种繁多,农民自己育种、留种,并有换种习俗以保证种子的多样性和品质。传统稻好吃,工业稻不好吃。传统稻是高秆,稻秆是哈尼族苫房子的原料。虽然产量不如“高产”稻,但综合效益高出很多。哈尼族的水稻是其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蒋高明基于生态学的农业实践也有类似的结论。蒋高明在其山东平邑的家乡有一个大型生态农业基地。他说:由于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田里生态完整,鸟类、昆虫、蚯蚓,应有尽有。有害虫,但是数量不多,被鸟和青蛙吃掉一部分,剩下的用诱虫灯抓来喂鸡,这样一来,害虫无害,多多益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

有机、生态的传统农业体系被工业化农业所取代,一向被描述为一种进步。传统的耕作方式、传统的农学学理被贴上愚昧落后的标签,而农药、化肥则象征科学与文明,这样,修建塑胶跑道的文化障碍就解除了。然而,若从资本的角度加以分析,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景象。

传统农民自给自足,靠天吃饭——所靠者唯天而已,对人无所求,这使得资本无处下口。工业化农业则打散了农民的知识体系,割裂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化肥、农药乃至种子,农民都要从外面购买,资本便可长驱直入。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工业化农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费力最多,所得最少。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就如席瓦所说:

当一个个小型农场和小农民被推向灭亡,当单一耕种模式替代了多样性的耕种系统,当农耕产业的目标由提供多种富有滋养力的粮食转变成替转基因工程粮种、除草剂和杀虫剂创造市场机会,抢夺收成的现象正随处可见。随着农民由农业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大企业专利农产品的消费者,随着地方市场不断被破坏而全球市场持续扩展,“自由贸易”的神话和全球经济已经变成了富人窃夺穷人的取食权乃至生存权的一种手段。(《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5页)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及其技术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重新认识。通常,我们被告知,科学拥有完美的形象:科学是求真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云云。然而,工业革命以后,古希腊仰望星空的哲人科学家逐渐被边缘化,能够呼风唤雨、提高生产力的魔法师科学家成为主角。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那些能够使资本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详见拙文:《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载《博览群书》二○○八年第七期)。席瓦的著作也证明了,农业科学家缔造的工业化农业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

由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家也有着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体希望院士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判断。然而,我的同行费耶阿本德(PaulKarlFeyerabend)早就说过:一来,专家的知识面非常狭隘;二来,专家常常有利益牵涉于其中。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Shapin)在其新作《科学的生活,一个现代后职业的道德史》(TheScientificlife,AMoralHistoryofALateModernVocation,UniversityofChicago,2008)中论证,科学已经由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的道德并不高于常人,科学家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识欺骗公众。而且,由于科学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同样的道德缺陷,后果更加严重。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耸人听闻。然而,前鉴不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医生的白衣天使形象、教师的烛光形象,都被现实无情地消解殆尽。科学家会不会是下一个?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