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一个国家的GDP高意味着什么？【2】

　　苏东解体与金融海啸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一股巨大的经济潮流开始涌动，先是改变了冷战时代的经济格局，然后改变了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最后彻底重塑了世界秩序，这股潮流就是全球产业转移。

　　随着集装箱运输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20世纪70 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20 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可以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起初采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为了能够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开始学习SNA。经历了5年多时间和庞大的培训、组织和换换思路工作，中国于1985年开始试行发布GDP，并于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数据。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开始能够跟西方世界进行接轨，而这其中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变过程，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

　　西方由于打开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大门，其经济体系得以扩张。而苏东集团的经济体系却由于难以实现产业转移而无法在空间上扩张。于是，东西方集团之间的抗衡中，经济力量对比开始向西方倾斜。这也间接导致了苏东解体。

　　1991年，就在苏东解体这一年，美国宣布SNA的统计结果以GDP代替GNP。其中的缘由尚难以深入解析，但由于这一决定的时间点特殊，的确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由于苏东解体的推动，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马上特里赫特条约》。这两件事分别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前苏东部分地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体系。这就使全球产业大转移的过程大大加快。曾经的“工业发达国家”，由于把制造业转向了中国等东亚地区和前苏东集团国家，而变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资产的经济“虚拟化”国家，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占比越来越大。GDP代替GNP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好处是：由于金融的高速流动性，本国国土实际上有大量金融资产属于外国公民所有，GDP统计可以包含这一部分，使本国维持“高收入国家”地位。

　　这时，西方国家实际上可以“不事生产，印钞购物，坐享其成”，金融带来巨大“霸权红利”使西方国家经济越来越虚拟化，结构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G20时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世界工厂”转移到了中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具有了劳动生产率优势，反而是中国要以付出大量劳动的产品交换西方“劳动含量”不高产品呢？

　　答案蕴含在当代世界产业治理体系中。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笔者曾撰写《全球产业重组与知识产权博弈》一文论述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而为了能够获得市场，实际上就必须接受对方的定价。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OECD组织实际上成了一个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共同市场，使得“山寨品”几乎找不到出口市场。而加入OECD的条件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高收入”，也就是高人均GDP。于是，GDP就有了区分“弱劳动强所得”和“强劳动弱所得”两类国家的全球治理功能。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蓦然发现，过去的游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占据全球GDP总量70%以上的“西方七国”(简称G7，包括美、英、法、德、日、意、加)到2008年下降到了50%，并且还在快速下降。而一些原先的发展中国家GDP则随着工业发展GDP快速上升。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新兴市场自己组织起来，不带发达国家玩了”的局面。

　　于是，2008年美国邀请了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首脑到华盛顿开会，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这样G7扩展成了G20，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时代。

　　G20时代是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虽然政治上国家区分彼此，但经济上生产链条却是全球一体，共享同一个微观经济基础。这样，基于一国国内统计的GDP就无法客观描述经济面貌了。由此，各种修正GDP的方案的出现了，其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有三种，每一种方案背后都蕴藏着极深的谋略算计。

　　第一种是在G20框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议题的“贸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国有一半左右的贸易量来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国企业在该过程中只获得了很少的加工费用，但却在数字上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国的出口额应该根据“贸易增加值”进行核减。核减后中国的GDP将降低。

　　第二种是美国进行的GDP统计方法改革。2013年4月，美国宣布将调整GDP统计内容，把研发支出、电影版税等“21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根据这种新算法中，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将被视为固定投资，有关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支出也将作为固定投资纳入GDP。经过这种调整，美国1959年至2002年的GDP水平平均提高2.6%至4.6%，其中1995年至2002年增长更是高达6.7%。

　　第三种最为重要，是联合国框架下推进的“绿色新经济”框架。2012年6月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大会被命名为“里约+20”(Rio + 20)。“里约+20”被联合国官方定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超过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解决“地球的环境与资源不足以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里约+20”推出包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核算的“绿色经济”框架，改变只计算经济活动的GDP。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根据这一思路，GDP将被纳入“国民幸福”内容，并减去自然资源损耗。联合国宣布，计划在2014年7月，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再举行一次大会，届时各国将宣布接受并采用“国民幸福总值”和自然资本核算，以代替现行的GDP体系，到2015年则要开始具体落实。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可能会面临“国民不幸福”的困扰，并将从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

　　GDP背后蕴含的其实是经济运行体系、治理方式和发展理念。中国的GDP提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提高中国人在全球经济生态链中的地位的过程，直接对西方人“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构成挑战。因此，应该看到，中国的GDP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并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但这只是“打工”的收入为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没有本质上升。因此，中国需要寻找更能刺激经济地位提高的指标。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