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阳鹏：何必惊诧于中国已是中高收入国家

上周有则新闻在网上被广泛转载——发改委官员称中国已是中高收入国家。网友的反应也可以料想，基本上是质疑吐槽声一片，似乎中国民众又“被中高收入”了。

但细究起来，发改委官员的话百分之百没错，硬要怪罪的话，可能得怪世界银行把中国“中高收入化”了：因为按世行的标准，中国确已，且早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名称的误导性是很大一个原因。一般公众会顾名思义以为“中高收入”讲的是居民的收入，殊不知世界银行所谓的“收入”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即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这个概念跟目前通行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s）的最大不同，是前者计算国民在全世界（不局限于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以国境内（亦包括在国境内的外国国民）为统计范围——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对经济活动中新增商品和服务的衡量，与大众理解的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完全不同。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用经济活动创造价值的指标来进行排行，中国自然占优势。比如中国的GDP总是略高于GNP，原因就是众多在华外企创造的价值，计入GDP却不计入GNP。从GDP来看，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6800美元，恐怕是很多未紧密跟踪中国经济发展的国人都会惊讶的——要知道就在7年前，中国的人均GDP才刚爬过2000美元门槛。在这过去7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每年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总量以令西方咋舌的速度膨胀，但民众的真实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却未见得如此迅猛，因此网友惊诧于中国已成中高收入国家，也情有可原。

但何以在中国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已6年后，大众仍感惊诧，笔者以为仅仅从经济指标望文生义这一角度不足以解释清楚，还需要进入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层面探讨。

不可否认，过去七八年经济的膨胀速度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且本已高企的贫富差距有继续扩大趋势。这带来了诸多后果。首先就是“平均数”已不能代表一般水准，少数富人拔高了平均水平，用统计学的话来说就是标准差过大，平均数大大高于众数或中位数。例如去年甘犁教授领衔的一项中国家庭财富调查得出中国家庭平均财产247万的结论，引起舆论哗然。但细究就会发现，这一数值是平均数而非中位数；如果再看看这项调查的其他结论，如前10%的家庭拥有近六成的财富总量，而仅14%的家庭拥有高于247万的财富，就不难理解平均数是如何被过大的贫富差距“拔高”的了。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房产价值在过去几年的飞涨，就更容易理解“财富鸿沟”如何被“有房”和“无房”放大。凡此种种，是普通民众日益产生“屌丝感”、“被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不理解这种情绪，就无法理解为何网络上充斥着对富人不分青红皂白的道德指控，为何关于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报道常常会引起质疑、奚落和解构。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的现状并不特别，即当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社会财富的增长无法均等地惠益于各阶层，因此尽管从总量看，社会财富是增长的，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提高，但中等以下收入阶层却日益敌视增长，“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世行的研究已指出，那些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为其贫富鸿沟所困扰。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的痛苦经历，中国当引以为戒。

（郑阳鹏，财经记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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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