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轶玫：“韩流新阶段”如何辐射中国

韩国人对“韩流”的态度非常奇特，对于这个由中国媒体发明的词汇，他们爱恨交加，喜忧参半，喜的是自1999年“韩流”一词出现之后即被媒体广泛使用，传神地描述了韩国文化输出的盛况，这一词语后来又延伸到西方，于是英语中多了个新词“Hallyu”；忧的是韩国文化界担忧“韩流”会像“寒流”一样如同一阵风吹坲而过，不能长久。因此，他们更多地思考如何才能使韩国文化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与持续的对外输出力。韩国知识界与文化界目前对韩剧大量输出并不看好，他们的观点是“我们韩国应该转变方式，更多地对外输出‘创意’、‘理念’、‘模式’，而不是‘内容’、‘产品’，因为后者不能持久”。

韩国“文创产业”起步相对较晚，是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着手发展的替代战略产业，但在短短的17年时间里，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已居世界第五，一首韩国制造的《江南style》响彻大江南北，韩国动画产业位居世界第三，其影视剧制造与输出能力位居亚洲第三。毫无疑问，韩国已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而这一切应该归结于其文化机制的创意上。

首先，韩国政府在文化政策制定上注重 “松绑”与“扶持”。韩国推行“文化即国家”战略，举全国之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了多方松绑与扶持政策，比如说“在电影与游戏产业取消审查制度，取而代之采取分级制度”，由于分级制度替代审查制度，电影与游戏产业瞬间“松梆”，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这两个产业因此在近10年里得到了迅猛发展。政府在“松绑”的同时还通过设立各类专项基金来“扶持”媒介创意产业的发展，比如说设立了“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多样化的基金。

其次，在文化机制设置上注重“协同”与“发展”。韩国政府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委员会”，由11个政府部门长官(部长)和主要通讯公司、电视台、电子企业、大学的8名负责人组成的这一“文化创意机制”打破了先前各部门之间的界限，解除了发展中的束缚，释放了媒介创意产业发展的动能。在媒介机制上注重“协同”还表现在“one source multi-use”，即“一个来源多种应用”方面，以韩国最大的娱乐媒体集团CJE&M为例，它于2011年整合了广播、电影、音乐、文化演出以及游戏项目等产业，一次性重组，让广播、电影、音乐、演出、游戏等项目内容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机制带来的发展红利。

第三，在文化创意人才建设上注重“培养”与“培训”。韩国从小学到高中普及创意教育，对于优秀的创意人才在创业和就业过程中给予各种优惠和支持。政府主导下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培养4000名具有世界级水平的青年人才。开办电影人学校，汇集优秀电影人才，繁荣电影的同时，带动韩国旅游发展。由于利益回报丰厚，最优秀的人才都自发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这个领域。

媒介机制的创新为韩国带来了丰厚回报，以电影为例，韩国电影市场在6年之前还严重失调，好莱坞大片分取了韩国70％—80％的市场份额。而近年来，韩国电影异军突起，不仅享誉各大电影节，而且本土电影的票房业已击败了好莱坞大片。

输出“创意”而不是“产品”，成为“韩流新阶段”的主要特征。韩国各大媒体集团都在进行着这种转变。比如韩国MBC电视台2012年推出综艺娱乐节目《我是歌手》，该节目版权出口到美国及中国后，获得“模式贩售”版权价值超过100万美元，数字音频收益也高达500亿韩元。而去年在中国荧屏同样火爆的《爸爸去哪儿》也来自韩国。此前，在国际电视市场，电视节目形态的输出国主要是英国与荷兰，韩国目前已渐渐加入其中，增大了对亚洲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创意输出辐射力”。

自我警醒的韩国文化界时时刻刻感到文化产业繁荣背后的隐忧，与韩国媒体界朋友交流时他们提到最多的就是“你看当年的香港电影、日本电视节目也曾盛极一时，但最终是迅速衰落”。这种深入骨髓的警醒意识使得他们不断更新文化输出策略，比如说以输出“创意、模式”替代输出“内容、产品”；比如说“注意文化输出的多样性”，韩国对外输出中游戏产业占据了半壁河山，而出版输出占比较小，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出台相应鼓励政策以平衡文化输出的多样性；此外，他们还注重“输出目的国的多元化”，除了继续向中国、日本等邻国输出文化创意与产品之外，南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也被列入其文化输出的目标对象中去了，野心勃勃，斗志昂扬！

（栾轶玫，中央电台网络发展部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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