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邓小平让时代多了一个主题【2】

1982年8月14日，李先念、邓小平、陈云在北京

李先念（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最先提出中国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命题。1978年9月9日，他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命题。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11]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李先念的讲话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奏，也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文献。

9月16日，邓小平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在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条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2]

李先念、邓小平的核心观点正式写入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之中。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讲，他同陈云同志谈，他们一致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不管东西好坏。[13]

3月8日，陈云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重要思想，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14]这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内部人改革”而不是“外部人改革”，是“局部否定”而不是“全盘否定”，是“部分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这是十分务实的做法。

在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中央高层内部存在不同观点，主要源于对市场经济知识的不同理解。对此，邓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15]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且可以搞市场经济，其目的是利用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但还不是党内政治共识。

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陈云先后多次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16]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主张为大会报告采纳，被确定为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大会报告同时也明确提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17]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深入，务实主义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并没有停留在党的十二大方针上，他们也会突破自己。不到两年，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邓小平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酝酿，先后找有关部门、有关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由此取得更大突破。

1984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向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作如下概括：第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第二，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第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调解，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18]

赵紫阳认为，明确以上四条，可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既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有所区别，又不与旧的模式（指计划经济模式）雷同。他认为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该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赵紫阳的看法得到了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邓小平认为这封信写得很好，并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这表明，当时党内最高层的政治共识仍然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在力图寻找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成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形式。

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还首次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19]

这一《决定》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对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决策和部署，标志着中国全面和系统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农村改革为重点转向以城市改革为重点；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念、理论以及目标模式有了重大的突破。邓小平评价道：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陈云也对此表态，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很好的文件。[21]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随着领导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并逐渐形成政治共识之后不断前进的。这一结果直接改变了改革初期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也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一个中间过渡模式。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