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邓小平让时代多了一个主题

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改革的初期（至少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家并没有能够制定一个目标十分明确的改革蓝图，对改什么、如何改并不十分清晰。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十分错综复杂，中国改革过程充满各种风险和极多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不像人们包括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容易、简单。

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先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再摆脱计划经济体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着石头过河”，采用务实主义、渐进改革方式进行的过程。

不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线索还是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在现实中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检验正确与错误的过程，又是关于这方面国内外知识积累的过程，还是不断形成政治共识的过程。前人为后人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后人也继承和突破了前人的知识和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务实的中国领导人也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自主探索和不断实践中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突破和大胆的创意。

刘少奇曾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要有多样性、灵活性。他说，“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1]“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2]这一观点，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首次创新。

陈云是最早对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修正”或“补充”的领导人，他不仅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者之一，还是提倡用市场机制作为国家计划的补充的倡导者。[3]1956年9月，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就提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是小计划、大自由。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个体经济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4]这是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一个重大突破。十分可惜的是，尽管陈云的经济主张在党的八大决议中被采用，[5]但在随后的20多年中始终未能成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这使得中国改革和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至少推迟了20多年。但他的主张给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历史记忆，改革开放后，陈云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6]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他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已经讲清楚了商品生产即商品经济是客观经济法则，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

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观点没有正式公开发表，也没有将这一创新进行到底，并付诸实践，但为他的战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留下历史记忆，也成为后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来源。中国共产党不只是一个长期执政党，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学习知识组织，可以集中全党全国智慧，激励全社会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任何改革创新都可能追溯到前人的改革创新，当然任何改革创新都有可能失败，但仍会成为后人的财富，这符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效果和逻辑。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在改革初期，中国领导人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前20年（1957-1977年）思想激进的“左”倾经济战略和政策，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欠缺。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目标是改革和完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和实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8]

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9]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一套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大弹性和适应性，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创新具体的体制形式。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也是这样不断探索、不断试错、不断适应的渐变和部分质变过程：第一步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步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三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外界或外部强加的，而是有内部改革型领导人自身根据内外部挑战主动提出、主动发动、主动推动，因而她的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也是自我发展的。这种情况大大不同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

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都曾是中国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例如陈云主持编制“一五”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邓小平是成员之一，从1954年起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负责制定“一五”时期的财政计划和筹集所需建设资金。[10]他们非常务实，也曾前后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作过较为深刻的反省和批评，并提倡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作用。他们也是60年代初期经济调整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及其后果有着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经验都成为他们发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财富。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