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印度梦”的不确定性

　　海外网10月10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最近，印度新总理莫迪向世界展现了其发展印度的雄心壮志。莫迪毫不掩饰地推出振兴“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最终实现印度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印度梦”。

　　在莫迪眼内，实现“印度梦”的基础就在于：没有哪个国家在民主、人口红利和市场需求这三大方面，具备像印度这样的优势条件。然而，在笔者眼内，印度这三个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条件未必是印度的优势。把控不好的话，甚至可能成为诱发印度社会风险和经济危机的劣势条件。

　　首先，低估了印度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所具有的内在风险。印度的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在印度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和地区间发展水平较低、民族间收入差距较低、利益集团还未广泛兴起的初级发展阶段，还能够体现它特定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一旦印度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某个阶段，以上种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很有可能会通过印度的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集中爆发，成为摧毁印度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导火索。

　　而且，维持印度社会稳定的不仅仅是所谓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很大部分在于印度社会特有的宗教文化体系，一旦印度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弱化了传统宗教文化体系对印度社会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印度社会原有以及今后发展必将累积的种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很有可能在现行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体系内无法消除而加速爆发。

　　其次，高估了印度人口数量优势对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一国的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优势并不能必然转化为所谓的“人口红利”，这种转化需要内部重视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国家制度支撑，需要灵活的劳动力制度，需要政府发展经济的系统性体制安排。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不仅仅是依靠劳动力的禀赋优势，而是与中国本土市场对外资企业如此广泛深入的对外开放程度、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中国老百姓忍受“血汗工厂”的独特勤劳特质紧密相关的，甚至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激励机制紧密联系的，不容忽略的是，印度现行的民主体系、宗教传统乃至僵化的官僚体系，实质上与发展“血汗式”的“世界工厂”的要求并不相匹配，要将人口数量优势转变为发展制造业的“人口红利”优势，印度还有众多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障碍需要克服。

　　而且，在全球制造业发展空间已经处于基本饱和的状态下，“印度梦”还得与“巴基斯坦梦”、“越南梦”、“印度尼西亚梦”、“孟加拉梦”等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直接的竞争与冲撞，如何实现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印度梦”，这对印度而言是个巨大的外部挑战。

　　最后，可能夸大了印度的市场需求对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的贡献。当前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对全球经济拉动的作用有限，印度的人均收入也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当前印度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全球的市场需求为其提供增长机会，而不是自身的市场需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在很多方面实现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有所不同，印度在本土市场开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本土利益集团对本国市场开放的巨大阻力，并不能保障印度必然会采取将自身本土市场的对外开放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因此，莫迪所强调的市场需求对别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未来的构想。

　　本质上，莫迪奉行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他很难容许国外企业占据印度的核心产业和经济部门，攫取印度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利益。从这次莫迪与日本初步达成的投资意向来看，也只是涉及基础设施、食品加工和农村开发方面，并未涉及印度的高端和核心产业。从这一现象可看出，印度未来的发展肯定会实施保护国内核心产业的措施，未必会对外开放高端市场和产业。

　　国外投资者需要印度的市场，而印度则需要国外投资者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印度核心市场因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可能做到对国外投资者全方位的开放，而印度则需要的国外市场、资金和技术外国投资者也不会轻易给予，这二者之间的利益目标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在民族主义的复兴逆袭全球化的格局下，印度内在的“经济民族主义”，能引领“世界制造中心”的“印度梦”走多远，这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责编：刘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