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父子角色的转换
在陈独秀的早期感情世界中，其处理父子关系，因本人角色的转换而有不同的内容形态。
前已谈到，陈独秀过继给叔父为嗣子。虽然嗣父陈衍庶对陈独秀颇喜爱，但陈独秀对他并无感情。据说“后来陈独秀参加革命活动，在初期他（按：指陈衍庶）怕连累自己，表面上去宗祠办了‘退继’手续，不承认父子关系，实是在暗中给予接济”。看来此说不确，因为从陈独秀首次赴日要借高大众的金镯为川资，办《安徽俗话报》时生活拮据，到任教于杭州陆军小学时“用度不丰”，都表明陈独秀不肯取得嗣父的资助。据胡适说：陈独秀“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又据陈独秀亲友回忆，“他家的钱多得不得了，都由老太太谢氏一手掌管，陈独秀不问家事”。这些情况似都说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上，陈独秀与嗣父的联系都是疏远的，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对嗣父不置一词，对此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不过，陈独秀对于生母查氏和嗣母谢氏却有深厚的感情。如“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的诗句，反映了他对生母的深切怀念，对于嗣母，还有许多顺从的表示，据族人回忆，“大约是光绪三十二年，陈独秀从日本留洋回来，穿一身西装，他妈妈（按：指嗣母）老脑筋看不惯，说他‘穿得像鬼一样’”，陈独秀于是换下了西装。惟其如此，陈独秀晚年时还孝顺地侍奉嗣母，为她养老送终。
另外，陈独秀对长兄陈庆元的感情特别深厚，对此《实庵自传》中有详细的回忆，而那首情深意切的《述哀》诗，更令人读之催泪。
由此看来，陈独秀疏远嗣父，反映了他的独立行世的政治个性，而他作为儿子和胞弟，对于母辈和兄辈又是讲究（至少不否认）孝悌的，这种情况无疑是他的独立行世的政治个性在感情世界上的网开一面的缺口。
但是，一旦角色转换，当陈独秀本人作为人父时，他对子女的态度却又呈现了另一种感情世界的色彩。
据陈独秀友人回忆：因陈独秀与高大众结婚后经常外出从事进步政治活动，在家时间很少，再加上夫妻间的感情本不和谐，他的几个儿子“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而独秀亦公而忘私，父子间极不相得”。事实上，陈独秀对于孩子也缺乏必要的关心，如稍后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上海时，高氏时时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但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说其为吾姐之子，其母已逝，小子何辜，我是他姨母，又是继母，他们也很驯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而当潘赞化向陈独秀提起此事时，陈独秀还“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由此看来，陈独秀对孩子的态度是复杂的，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封建家长意识和含有近代新意识的子女教育观乃至某种革命者特殊情感的混合。
责编：贾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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