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就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特区政府须“适度有为”接受记者专访。（新华社记者 李鹏摄）
由联合国主导进行的2016年“世界快乐报告”显示，在全球156个国家地区中，香港位列第75位；而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的调查也显示，今年港人快乐指数67.7为九年来最低，其中30岁以下受访者快乐指数跌幅明显，由69.3跌至63.8，为历年最低。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香港连续二十多年在经济自由度上排名第一，在竞争力上排名三甲。两相比较，真是极大的落差。
在全球经济发展处于全面低迷的国际环境下，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经济发展增速缓慢。加之不断恶化的社会矛盾，香港民众的生存和生活压力也随之加大。香港民众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导致民众的快乐指数不断下降，快乐感知程度越来越小。
香港是这样一个小型经济体，一方面是资源的集聚和竞争的加大，另一方面是民众面临愈加困难的“四业”（学业、就业、置业、创业）和“四上”（上学、上流、上楼、上位）问题。以住房为例，香港高昂的房价让众多中产生活的异常艰辛。今年8月-11月，笔者在香港访学期间曾到多位朋友家拜访，五六个人的家庭住房面积只有四五十平方米，这还是有房一族，更不要说大量的难以负担的起房价的无房一族。
从最近几年香港的社会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导致香港民众快乐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虽然特区政府在加大施政力度，但由于各方面的牵绊和制衡，导致政府施政效率不彰，民众对特区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努力“无感”，民众对政府在施政方面的“无效”、“无力”尤为不满。作为发达经济体的香港，至今还没有退休保障（养老金制度和退休金制度仍未建立）和标准工时（仍在社会酝酿层面），民众的基本利益无从保障。笔者在香港见到，在不少餐饮店有很多年龄较大的老人仍在工作，就是为了能多点积蓄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虽然政府给老人发放长者生活津贴，但在物价高昂的香港，也就只能买买水果了，“生果金”正是对这一津贴的形象描述。
其次，香港社会以贫富差距为代表的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导致民众的社会不满加大。香港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表明了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而众多的游行、集会等社会运动也将矛头指向激化的社会矛盾。民众对社会不公、不义现象深恶痛绝。社会矛盾不能缓解，民众的怨气就不能得到舒缓。长此以往，民众自然感受不到快乐。
再次，香港作为全球化的城市，在国际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受到不少冲击，而这些冲击最后损害的是香港民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的全球民粹主义盛行，而以反全球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世界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当道。香港作为全球性金融城市，其主要受益于经贸、金融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行为必然损害香港的利益，最终香港民众的利益也在这波风潮中受损。
最后是香港与内地，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大型城市在经济水平上的拉平甚至反转，致使香港民众的物质优越感逐渐丧失。曾经，在内地物质贫乏的时代，香港人在面对内地人时有极大的物质优越感。几位香港的中老年朋友告诉笔者，以前到内地旅行，提及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内地人的眼睛都发光，以为香港人个个是富豪。但时至今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GDP纷纷超过香港，民众的生活水平也直追香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民众在面对大量涌入香港扫货的内地游客时，确实有些“不适应”。与此同时，不少香港民众认为，中央惠港的实惠只被大财团和少数行业获得，普通民众难以从中获益，因此容易对“自由行”等政策心怀不满。
当然，导致香港民众快乐指数下降的原因还有很多，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生活的压力以及短期内改善生活的无望，导致香港民众快乐不起来。
（张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访问学者，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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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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