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与外交手段的更新
撇开冷战时特殊的“敌我矛盾”，丘吉尔的遭遇还说明了二战后期领导人的频繁会晤其实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关系历史的“非常态”现象。在厄内斯特·撒图（Ernest Satow）撰写的《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1957）中提到，1776-1914年间召开的42次主要的国际会议中，有国家元首参与的仅有一例，那就是维也纳和会。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到场（多数时间居于幕后），更多是为了在瓜分波兰的问题上抢占先机，而并非出于国际惯例。事实情况是，维也纳和会首先是一场外长会议。对当时的欧洲国家来说，国家主权与自由平等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现代民族国家所要树立的形像逐渐要求它们和那些与传统封建王朝、宗教神权纠缠不清的国家统治者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外交事务的复杂度不断提高，对专人处理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也让那些很长时间内都不得不把“家事国事天下事”混为一谈的欧洲君主和宗教领袖终于可以歇一歇。
可进入20世纪，首脑会晤的外交形式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1955年日内瓦峰会召开后，更是成为国际社会热衷的外交手段。当初叱咤风云的欧洲外交家们如果发现，今天的外长会议很多时候只是为了首脑峰会做准备的时候，只怕是会大感失望。单从“峰会”这个词本身，就足以感受到人们对于首脑会晤的热情——登顶国际事务，一览众山。也是从此时开始，美国率先抓住了峰会外交的契机，把这一形式转变为于己有利的重要武器。诚然，美国战后的国际地位有助于美国推动峰会外交的形式，但另一方面，从威尔逊和罗斯福开始，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历任美国总统的广泛参与又为美国巩固了这一国际领袖地位。
“峰会”的划时代意义
毫无疑问，峰会外交在当代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自古至今，领导人的正式会面始终都是重要的外交纽带。根据《左传》记载，中国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类似首脑峰会的会盟制度，整个春秋时期数量就多达两百余次。在著名的葵丘会盟时，齐桓公还代表诸侯国宣读了共同盟约，或可称为春秋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即不准筑坝截流；不准在饥荒时囤积粮食；不准随意更换太子；不准扶正妾室；不准让妇女参加国家大事）。
领导人的直接会面有助于在重大问题上迅速达成共识，并将这一共识迅速传递给公众。因此，重大峰会往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9年12月2-3日的马耳他峰会被一部分人看作是冷战结束的标志。因为正是在这次会晤的联合记者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世界正在离开一个时代而迈向一个新的时代”，老布什则回应称“我们能够实现长远和平，并将东西方的对立转变为长远的合作关系。这正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和我此刻在马耳他揭开的未来序幕。”如果我们回顾冷战最后几年的历史，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同美国总统召开的峰会数量竟高达12次。其中，最后两年内，戈尔巴乔夫同老布什先后参与7次领导人峰会。首脑峰会可以推动国际与区域局势的稳定，是重要的和平符号。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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