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照，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是所谓“革命”，各朝代之间皇帝不是继承的，传统政治价值观推崇皇帝的“家天下”和士大夫的“天下为公”，不仅导致公私不分，也使产权虚置，传统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欧洲那种边界清晰的私人“产权”观念，也没有明确个人权利边界、保护私人财产占有的法律体系。虽然也承认“君子爱财”的正当性，但却从未将私人财产占有权置于道德体系的核心，“均贫富”是深入人心的社会正义观的表达。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与物的关系由另外一套不同于欧洲社会的价值体系所规制，当人们的活动空间拓展时，人们所做的不是殖民，士大夫“礼不往教”，庶民百姓“入乡随俗”，在传统政治体系的边界地带出现的不同于“殖民化”的社会系统的延展机制，尚未被学界深入探讨。
这是中西之间在人与物的关系领域的价值观和相关制度设置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中西古代政治中表现为不同的对内对外统治目的和价值追求、不同的社会政治变迁动力机制，需要我们在“家”“国”关系的谱系中想象和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世界的政治体系，而不能盲目照搬源于欧洲社会历史经验的“王国（kingdom）”“帝国（empire）”“国家（state）”等概念。
第二，社会联结方式和复杂社会组织技术的巨大差异
社会边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以用各种边界区隔人群为手段来设计或巩固某种资源配置格局，进而将边界固化以维持这种资源配置格局，具有种性制度的遗传，这并不是所有文明高度发达的复杂社会都采用的组织技术。
在欧洲，深厚的贵族传统、封建身份体系和清晰的教派归属都是以区隔来组织社会的重要方式，而这些社会组织方式在战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并不发达。在中国社会传统中，文化和/或种族上的清晰边界存在于知识阶层的观念世界中，仅仅是他们想象“远方”的方式。而现实生活中，在一个族群与相邻的另一个族群之间、一种文化与相邻的另一种文化之间，人们建构了丰富的过渡机制，使得个体可以通过努力来回穿越各种社会边界，在边界上移动甚至刻意模糊各种边界，恰恰是普通人的生存策略。
中国社会发育出来的是不重视边界而强调关系的“差序格局”，乡民认“同族”，移民认“同乡”，文人认“同学”“同年”，武士认“同袍”……各种认同可以重叠并统合在个体的生命实践中。这种“差序格局”造就了一个边界模糊不清、来源多种多样、内部高度认同于“汉”这个身份符号的庞大社会，已经涵盖了今天中国这个现实地理空间里90%以上的人口。这种“差序格局”也成为参与到政治互动中的各行动单元界定彼此关系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机制生成的社会是什么——是“民族（nation）”抑或是“族群（ethnic group）”？这个社会中的人又是什么——是“公民（citizen）”抑或是“臣民（subject）”？作为“帝国”标志的“差异政治”能否造就这种边界在社会生活中没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或者说，以“帝国”的逻辑能否造就中国的历史？如果这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当然就会进一步引申出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帝国”的问题。显然，在中西方之间存在着社会联结方式的巨大差异，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难免会错误理解那些与传统欧洲世界貌似的现象，丧失理解和说明中国社会政治传统的能力，也很难给出让生活在中国之中的人们可以认同的答案。
第三，圣俗双重体系与圣俗未分化单一体系的巨大差异
罗马帝国的建立，是罗马共和国将多“城”合而为一“城”的历史过程。罗马对城邦世界的统一也是诸城邦之神融合为罗马一城之神的过程。在罗马帝国消亡以后，欧洲进入了“双城时代”。在罗马教廷影响下的欧洲，一方面，欧洲世俗世界形成的封建制度造成群王林立、各自为政、公益缺失的黑暗社会；另一方面，教廷维持着教会和修道院的科层管理体制并保留了社会流动的阶梯，一度垄断了文字、教育和司法知识，是一个独立于世俗政体的、影响范围超越所有世俗政体、覆盖整个欧洲社会的统治体系，代表上帝，行使救世的权力，维持着“西方”的“一统”。从“为上帝东征”到“上帝号召和平”，再到宗教改革时期各国“为上帝而战”，基督教在塑造欧洲社会的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不应小觑。从城邦时代一直到近代君主国家，世俗权力合法性不能脱离神圣力量的加持，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社会设置，在中世纪甚至常常处于世俗政体之上或与之平行。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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