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西方的神圣性概念来理解，可以说西方文明是圣俗双重体系，而中华文明则是圣俗并未分化的单一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分化出独立于世俗权威的神圣领域，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也都被置于世俗权力的辖制之下。即使在宗教处于强势的西藏传统噶厦体系中也没有完成这种分化。而在人们的政治活动中，权力“天”授，统治的合法性都被诉诸与“天”相关联的超越性，统治者必须以德配天方能行政，普通人服从统治则是出于对“天罚”的恐惧。至于这个“天”包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关系结构，则更迥异于西方的“神”。
构成中国人口主体的“汉”历来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以汉文思考和书写的知识界在理解神圣性和宗教时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文明背景、观念体系和思考路径，用中国人的知识去理解和说明欧洲的政治史，又会形成怎样的世界史图景？
第四，世界帝国史研究的比较单位问题
在《世界帝国史》这本书中，欧洲的“帝国”史被分为两部分处理：古罗马帝国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因为“帝国”概念没有办法处理处在古代与近代之间的千年中世纪历史。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国家”是16世纪以来在欧洲出现的社会组织结构，严格讲是一种现代组织。这种国家在处理与外部、尤其是与非西方世界关系的过程中演变为近代殖民帝国。这些“国家”之所以能称之为“帝国”，是因为“国家”与它的海外殖民飞地被视为一个政治体，在位于欧洲的“国家”和它遍布亚非拉的殖民地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系。
而在近代“国家”出现之前，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以罗马教廷为中心，西欧世界也出现了紧密程度不一但广泛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神圣（意识形态）权威联系。罗马教廷是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类型的“帝国”呢？倘若罗马教廷不被视为一个“政体”，也就可以不考虑中世纪欧洲的整体性。然而，即使是最强调那个时期欧洲的“孤立状态”的人也无法否认，这种“孤立状态”的出现恰恰是因为遍及欧洲的封建体系的形成，脱离了欧洲的封建体系，也就不能理解欧洲的中世纪。那么，这个体系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在世界史的宏观比较研究视野下，这个整体是什么？在由诸帝国构成的同时段世界体系中，欧洲是什么？
具有结构同质性且成体系的现代国家集团只存在于欧洲，而且这些国家目前正在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建立和深化欧盟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在讨论这些基础的时候，能否忽略曾经的罗马帝国和由教廷维系的中世纪欧洲？如果沿着这个问题链条来思考，具有高度结构同质性的现代国家只是一种存在了5个世纪的人类政治实践，虽然所有政治单位都被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而以欧洲国家为原型的政治组织至今也还不是遍及全球的唯一有效的宏观政治组织形式。
再来看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帝国，没有一个在其鼎盛时期的地理空间影响范围不及欧洲之大。如果仅从最高权力的形式和治理技术来看，“帝国”确实具有共性。但是，从构成帝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来看，历史上的非西方“帝国”之间更加突出的共性在于它所对应的社会体系是文明。忽视罗马教廷这个政治行动单位，将罗马教廷排除在帝国叙事之外，也会忽视“帝国”是文明政体、而“国家”是单一社会政体这一组结构对应关系。
基于欧洲之内诸国的历史经验来建构“帝国”概念、理解“帝国”政治，必然会受到近代出现的高度同构的“国家”形态的限制和误导。决定“帝国”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主要因素是，在现代早期，非西方的“帝国”与西方共时，如果不理解这些非西方“帝国”在这个共时时段中的状态，也就无法理解和解释非西方对“现代史”的回应和今天的全球世界。立足于现代状况，将具有显著同质性的欧洲之内诸国与非西方的历史帝国并置，可能不是恰当的比较框架。
代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最高成就的欧美社会在突破知识围城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这本《世界帝国史》在知识层面呈现的就是这场努力奋斗。将由“帝国”、“王国”、“国家”等概念构成的知识谱系嫁接到欧亚大陆东部时，我们需要警惕知识殖民和自我东方化，这同样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同时，中国社会也有自己的知识围城需要突破，在展开中国梦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被农家院场和牛羊的胃口所局限。（菅志翔）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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