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革”，实在不应该。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这样的“反思”，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们仅就此书中涉及毛泽东的一些问题，稍加分析，相信读者从中可一斑窥豹，明辨是非。

此书是以一则关于毛泽东放鞭炮的小“故事”开始的。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除夕夜放鞭炮是中国人的习俗，毛泽东此举怎么会有“寓意”呢？可作者却认为这是毛对刚去世的周恩来的“大不敬”。但事实是，作为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中是这样回忆的：1975年除夕夜，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听到“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作者抓住鞭炮做文章虽只是文学性颇强的一个“引子”，却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即周恩来的晚年时光迷雾重重，大有玄机。为了填充这个预设的叙事框架，作者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使用各种手段让“卷宗”看上去更加可信。《晚年周恩来》对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非常娴熟。比如，书中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随随便便就把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象成了一种权谋。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泽东之口，但它真实的含义也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毛泽东也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并逐渐把在工作思路上与自己屡次不一致的刘少奇看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定时代思维。《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了解的读者。

为了指证毛泽东的所谓“老到权谋”，《晚年周恩来》揪住“伍豪事件”不放，做足了文章。书中谈到的发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实本来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面对“伍豪事件”，周恩来力陈事实真相，并整理上送毛泽东。经毛泽东严词制止，江青等人暂时作罢。在这个事件中，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发动“文革”，推动“文革”，维系“文革”，毛泽东离不开江青等人，更离不开周恩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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