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小為：把轉變作風的難度估計得更高一些

　新一屆常委們在不同場合的表態、舉動持續受到關注。海內外輿論意圖通過解讀語言和行為所傳遞的信息，對未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前景作出判斷。而近一段時間，從轉變文風會風，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等作風轉變上的動態，到七常委出行未清道不封路等中央最高領導層示范，在外界看來，既是政治清風拂面，也預示著中國政治的積極變化。

　　強調轉變作風，乃至最高領導者躬身垂范，作為一種好的政治氣象，自然會受到廣泛的肯定和贊譽，但從不少過於樂觀的情緒和解讀裡，我們看到，一些人對作風轉變的難度認識得不夠，也沒有意識到作風問題的核心指向。

　　不可否認，轉變官僚主義作風，高層示范有其重要意義和影響作用，然而，表率行為會不會馬上形成上行下效的態勢？從各地的情況來看，還沒有擺脫表態文化的慣例。目前的官場習氣和政治文化，有千年歷史文化的浸染，也有幾十年制度特點的慣性，表面上很容易因人而變，最高層的示范影響巨大，本質上卻又變化甚微，沒有形成堅固的價值和制度。一方面是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一方面卻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目前要警惕的，就是盲目樂觀的情緒，對於高層來說，不能滿足於各級官員的表態，對於民間，也要避免落差帶來的失望，轉變艱難，絕非朝夕，要給予足夠的耐心、信心，支持推動這項改革的層層深化。

　　文風或語言的變化或許相對容易，講群眾聽得懂、願意聽的話，不說空話、套話，摸索出一種模式，套用和模仿不會有太大困難。這種表態也更可能在短時間內見實效，甚至因模式固化而持久。行事作風轉變，通過官員自律和內部監督，也會在一定時期內產生政治效應。不過，從改變作風，擺正官民關系的層面，情況是復雜的。

　　反官僚、反腐敗，無論是中國歷史，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史上，更嚴厲的手段不是沒有運用過，短期內或有效果，但本質上說，都沒能帶來歷史性的轉變，沒能成為清正清明清廉的政治和社會文化自覺。與其說這是歷史慣性，不如說是始終沒有觸及到官民關系的實質。

　　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敘事中，總有一種“官在上，民在下”的“兩極”認知。對上不對下、敷衍塞責、口是心非，是這種情形下的通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政治勸告式的政治闡釋，講求的是昌明政治的官民平衡，卻仍然局限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邏輯框架內。當兩者趨於平衡時，國富民強，當兩者關系崩壞，舟覆而權力更迭，又以新一輪的平衡為起點往復，也就有了歷史性的周期。其結果是，無論怎樣強調和反對，權力官僚化卻總像是自然而然，難以避免。

　　在這個意義上，官僚主義是一種積習，而非與生俱來。一旦權力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言語上的脫離群眾、思考邏輯上的自利傾向、作風行動上的變形走樣，只是官民關系沒有得到本質改變的一種表現。

　　轉變官僚作風，最終取決於官民關系的變化，通過制度建設，讓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承認並給予社會自我生長的力量，形成人民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約束。從高層的行動來看，積極的信號在陸續釋放，整個社會都應給制度和改革程序設計以充分的時間，不盲目樂觀，也不消極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