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外交轉型：切忌“軟實力硬使用”【2】

成長大國的“不成熟外交”

對於今天和未來中國外交轉型的方向，理論上基本上不會存在太大的爭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國民期待，抑或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客觀情況都不會再允許中國繼續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的韜光養晦政策。

面對不斷上升的對中國的壓力，中國需要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有所作為﹔同時也需要以自身的實力為基礎，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外交產品，並嘗試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化解疑慮和壓力，更多融入國際社會。

但這卻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情。首先，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外交產品（比如參加國際維和、參與解決國際矛盾和糾紛、參與國際新秩序塑造和全球治理等）與中國自身面臨的壓力（比如周邊的海洋主權糾紛等）往往是彼此割裂的兩個過程，前者的功勛在相當程度上不會被轉到后者的賬號上去。這在外交實務操作的層面上，確實會引起一些具體的困擾，因此也就很難在心態和策略上保持持續的沉穩。

說到心態，這其實是外交轉型背后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然而卻是更為重要的問題。從歷史和宏觀層面看，中國數百年積弱貧窮，因此近年高速崛起的背后，一種深深的“歷史悲情”幾乎無處不在。這既折射在國民集體心態上，也體現在外交實務運作和決策精英的思維深處。因此，這幾年外界從中國外交決策和操作上看到的，是幾個彼此聯系的現象：一是進步快，學習能力強﹔二是經驗依然嚴重不足，缺乏成熟大國的“老謀深算”﹔三是經常充滿情緒化的表述和舉措。

以上三點歸納起來，其實是一個年輕、成長很快但卻尚不成熟的大國的特點。西方人常說“貴族需要三代培養”，中國外交要達到成熟大國“老謀深算”的地步，至少需要幾十年艱苦的磨合與歷練。最近發生的新護照風波和南海維權的登船檢查措施，大概也屬於這一范疇。

中國外交“九龍治水”？

根據中國學人一般的理解，此次新護照乃由公安機關發放，屬於部門行為﹔而南海登船檢查，則屬於沿海某省的地方行為﹔同時，新護照的地圖顯示並不針對具體國家，而且登船檢查也隻針對進入中國已宣布領海基線的島嶼周邊12海裡范圍或在此范圍內從事非法活動的船隻。

如果這一理解屬實，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行為事先有沒有經過中央政府的統一協調？這些舉措在出台前，有沒有從外交整體戰略的角度做過綜合評估？尤其是有否對國際社會可能的各種反應（無論是誤解還是炒作）具有足夠的准備？同時，對於國際社會的各種誤解和炒作，到底通過哪些途徑進行有的放矢的解釋和媒體公關？

新護照事件和南海登船檢查事件發生后，除了外交部發言人和沿海有關省份的外事部門負責人的表述外，人們沒有看到來自中國官方的更多的媒體公關行動。

周恩來主管中國外交時有句名言“外事無小事”，雖然嚴厲了一點，而且具有那個時代的鮮明特點，但卻顯示出對外交統一口徑和協調工作的重視，也顯示出從戰略高度對外交工作的重視。今天的中國外交則某種程度上有點“九龍治水”的狀態，不但影響外交決策的因素眾多（如軍隊、大型國企、地方政府和民意等），而且各方面都可以對外交工作發表意見，甚至做出一些各自為政的舉措，以致於讓國際社會誤認為這就是中國政府的統一政策。

權力分散化對於一個國家的多元化發展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在重大的戰略問題上，國家各部門之間的協調能力，則也是考察一國國家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