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邦：金融危機緣何還沒走出去

　　全球經濟治理問題說到底是南北關系問題。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已經過半個多世紀，南北關系問題未見好轉。金融危機發生后，二十國集團成立，使全球治理升溫。但最近幾年，面對復蘇困難的形勢，全球治理似乎動力衰減。

　　綜合起來看，全球經濟治理主要面臨三個問題。

　　一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代價問題。危機前，世界指責中國出口太多，導致全球經濟不平衡，要求中國承擔調整責任。今天，世界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發達國家債務，它們像泰山壓頂一樣嚴重威脅著世界經濟的平衡，那發達國家如何承擔自己的調整責任，主動調整？

　　過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是要求財政出狀況的問題國實行財政緊縮。可是現在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這些國家和地區金融出現問題了，它們卻在爭先恐后地實行寬鬆。這個時候，IMF扮演什麼角色？IMF哪裡去了？

　　現在美國在IMF擁有16.7%的投票權。根據決策規則，重大事項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方能決策實施。美國投票權超過15%意味著什麼？隻要美國不支持某項改革，它就擁有否決權。

　　在IMF決策機制裡，缺乏新增投票權，隻能在原來的投票權中間轉換，這意味著美國的權限不變，其余無論怎麼變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因此，有必要優化IMF的決策機制。未來應該支持IMF增資，並且最好把上面所提的85%的標准降下來，自動稀釋美國投票權。

　　二是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責任問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中，儲備貨幣由主權國家發行，卻在全球發揮作用，這本身是一個巨大的結構問題。發行國發行貨幣隻為本國經濟財政形勢考慮，不對國際貨幣體系穩定負責，結果導致金融安全形勢嚴峻。2007－2009年美聯儲秘密地幾乎零利率地向全球金融市場注資7.7萬億美元，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這種現象如何監督和管理？

　　如果界定儲備貨幣發行國承擔的責任，讓其接受監督和約束等問題不解決，全球經濟秩序就是空談。

　　三是可持續發展的責任問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發展援助半個多世紀，沒有起到太大促進作用，發達國家要反思要檢討。在強化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富國如何負責任地為窮國提供公共產品，為全球治理提供資金捐助，如何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落到實處？這些問題需要面對。

　　針對上述問題，應當強化機制設計。

　　以可持續發展援助問題為例，可以考慮設計一套衡量機制。在全球范圍內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凡是超過平均數的國家都應當為全球治理提供捐助。可以將那些超過平均數的國家分成三個等級，例如，全球人均GDP是5000美元，將人均超過5000美元的分成幾個等級，如5000－1.5萬、1.5萬－2.5萬、2.5萬美元以上的，每年將年度財政預算的一定比例捐助給全球治理賬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可以和跨國公司、國際主流媒體合作，定期公布各國履行義務的情況。那些拒不履行義務的國家將沒有資格競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5年了，全球性危機仍未過去，復蘇乏力，經濟不振。對這一點，全球經濟治理需要反思，尤其發達國家需要反思，更需要拿出決心作出變革。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責編：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