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限購是行政干預市場的慣性沖動

3月25日晚間，杭州市政府宣布，從第二日零時起，對小客車採取控制總額和錯峰限行的雙限措施。由於杭州市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最近半年內針對政府即將限牌的消息多次作出“辟謠”式澄清，此次限牌新政的遽然推出等於是政府直接否定了自己。這種自毀誠信的行為受到了輿論的廣泛指責。

杭州市政府之所以採取限牌措施，是希望通過減少汽車消費來減輕城市交通擁堵和霧霾嚴重的壓力。限牌能否達到這樣的目的，需要進行一系列復雜的科學論証，但杭州並不是汽車限牌的始作俑者，在它之前，京滬穗津這4個大城市都已推出不同版本的限牌措施﹔而在它之后，其他一些與杭州差不多的二線城市也有限牌的打算，未來估計也會跟進。

其實，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得稍寬一些，就可發現，限制某種商品的消費，近年來已經成為政府調控市場的一種常規手段，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房地產市場上的限購措施。房地產市場上的限購，其目的是通過減少市場購買來倒逼房價下行，但幾年來的調控實踐証明，限購並未達到這種效果。現在一些城市對小客車消費採取的限牌措施，其目的不是為了降低車價，而是為了減少擁堵和污染，似乎比房地產限購更具合理性，但是，從京滬穗津4個城市來看，限購的效果也是值得懷疑的。

從本質上說，政府出台對某種商品的限購政策，是政府對市場消費的直接干預。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由於商品供應嚴重不足，對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實行按家庭或人頭限購，以致發行了大量在今天看來令人驚詫的票証，這種“票証經濟”在改革開放初期仍然存在，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逐步退出。我們記憶猶新的是，“票証經濟”雖然滿足了最為基本的民生需求，但也對消費市場形成了扭曲。比如，當自行車必須憑票購買的時候，一些暫時並不需要自行車的居民在得到票証后也會購買，如果不想買就會將票証倒賣出去，從而使票証產生了經濟價值。

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品短缺在我國消費市場已經基本不存在，而當限購這種行政手段繼續推行的時候，它同樣會對消費市場形成扭曲，從而使限購想要達到的目的落空，或是產生明顯的副作用。比如，當很多城市規定本地居民隻能購買兩套房、外地戶籍人員可在本城購買一套房的時候，這兩套房、一套房就會出現某種由政府分配的福利品的色彩，一些本來沒有購房計劃的居民也會在此政策激勵之下產生購房沖動。汽車限牌的措施也有這樣的效果，當車牌成為奇貨可居之物后，它就產生了經濟價值，一些本來不打算購車的居民也會積極加入這一隊伍，在得到車牌以后即使暫不購車也可以想辦法倒賣出去。

限購是行政干預消費市場的一種慣性沖動，它背后暴露的問題是，政府在行使社會管理職能時仍然將限制市場消費作為最常用的手段。這樣做的效果一方面是扭曲了市場，傷害了市場﹔另一方面又強化了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與目前正積極推進的簡政放權的方向不符。因此，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限購，也必須將它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並積極創造退出機制，而不應將其作為一種長效機制推廣。

就高房價的成因來說，購買力強盛並不是主要原因，政府在房地產市場通過收取稅費佔有了太多利益才是最為重要的，而缺少對這方面的深層次改革才是房價降不下來的根本原因。就城市擁堵和污染來說，民用小客車的大量增加確實會加重這兩方面的壓力，但道路、停車場等城市基礎建設的嚴重欠賬是導致城市擁堵的更重要原因﹔至於霧霾的成因則更為復雜，小客車排放的尾氣未必是最重要的。通過限購來減少小客車的消費，並不是有效解決擁堵和污染問題的根本之策，政府如果過於依賴這種行政手段，而不去積極推動關鍵領域的改進，那將是一種可怕的“懶政”，將給城市的未來帶來難以收拾的局面。

（周俊生，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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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