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目前的中國來說,要做到“富人的財富早晚是大家的”,關鍵的工作可能並不是制度的建立,而是道德層面的建設,畢竟我們現在連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倫理道德都十分地匱缺,企望社會普及高層次的慈善行為,富人們能主動地適應未來“均貧富”的社會制度,政府確實有許多的工作要做。而對權力的制衡是另一件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為中國的富人基本都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
如果從詞面上去理解“富二代”,似乎應該是生活中一個很正常的用語。老子有錢兒女跟著有錢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可是我們還是得強調一下,盡管世界這麼大,富翁、老板千千萬萬,真宗產量富二代的,恐怕非中國莫屬了。香港的李嘉誠家族二公子算得上大富了,可是沒人把他們說成富二代,因為他們在創業,就憑自己的本事,已足夠有能力成為大富翁了。在西方世界,這樣的事情非常普通。而依靠老子的護蔭成為富二代的,不能說完全沒有,基本上形成不了氣候,因此也沒人太去關注這富二代的問題。尤其是在西方基本上已做到了“富人的財富早晚是大家的”,大大地縮小了制造富二代的空間,因此,也不至於出現中國這樣的特色:完全仰仗老子造就的富二代已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已成為天生的有福之人,以致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人們嘲笑和仇富的對象!
沒有機會形成富二代氣候的國家,是因為富人的財富在遺傳到兒女之前,國家、社會已採用了一系列的措施,將其的財富相當部分進行了截留,向窮人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機會,加之有相當多的富人,本身就自願將龐大的財富向社會進行了募捐。
以美國為例:美國遺產稅是50%,比中國執法、稅務還嚴,而且它在全球征稅。因為有遺產稅,所以富人生前捐款越來越多,比如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因為他們死后財產一大半會因為交遺產稅變成政府的財產,不如在活著的時候就捐給公益基金,這個基金以后還可以按他生前的設計去運行,他說了算。
除了稅收,財富繼承人也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孩子沒教育好,那傳承百分之百有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流行一種信托的方法比較好,把財產做個信托,通過專業團隊來管理,使子女變成受益人,但不成為經營者。這樣就可以把家族財產交給專業人士來管,掙的錢專業人士拿一部分,即所謂的管理費﹔受益人拿一部分,這樣可防止辛苦創下的家業被不爭氣的孩子糟蹋掉,從而規避風險。通過信托,比如可將受益人分成三份,孩子拿一份,公益基金拿一份,另外一份給家族其他人。這種方式的結果,子女餓不死但也富不了,他永遠能有一份比工資略多點的收入,但想創業他還得再折騰。
西方的富人,特別是經營企業的富人,不是把自己的企業看成是家族的王國,而是看成是社會財富的一部分。他們一般不會讓兒子當自己企業的總經理,讓兒子管理自己的企業。他們更不會輕而易舉的讓兒子繼承自己的大筆財富,而是鼓勵兒子走一條和自己不同的道路。西方的企業家,也不會讓兒子們大把花錢,早早成為富二代。他們的兒子們想花錢,也要靠自己掙。就是在老子的企業裡打工,也不會因為你是老板的兒子,就多給你開出一份工資。
大老板比爾.蓋茨理念中有一個頗為吸人眼球、動人心弦的地方就是他的財富“再分配”。他把580億美元家財全都拿出來,絕不僅僅只是為了幫窮人解決治病、吃飯、上學等現實問題,更深的層面是為了從財源問題上鏟除社會的不公。從這個角度看,蓋茨不僅是科、財、善的三界之王,也堪稱一位很有見地、出類拔萃的社會學家了。但是別誤會,別擔心,蓋茨的財富再分配,不是主張採取革命手段把地主的土地、資本家的財產奪過來進行再分配,他只是想給世界上的有錢人來個提醒,不要把財產都留給自己的孩子,以避免讓他們繼續掌控世界的資源和財富后,使得社會出現“非常大的問題”。
另外,在成熟的道德社會,有相當多的企業家喜歡匿名捐贈,就是捐助了很大一筆款,捐贈者也不喜歡留下姓名。像英國的一個社會福利機構,接收到了很多無名者的捐贈,對全世界的肺結核患者提供免費治療。就連白內障的患者,也是有外國的企業家捐贈,對於不發達國家的喊著提供免費手術。我們在媒體上看不到西方企業家,和媒體鏈接一起,搞那些看似規模宏大的活動。他們提供是實實在在的捐贈,又實實在在的用到社會福利事業中去。西方社會的捐贈者,一般不願意看到接受捐贈者感謝的笑臉,一般不需要受捐贈者的感謝之詞。他們的捐贈是出自自覺地,是出於內心的,而不是為了弄一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才裝腔作勢搞一次捐贈,讓捐贈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中國的富人大多都有封建皇帝的思想,都有濃重的世襲色彩。他們幾乎無一例外的認為我掙來的錢,不給我兒子給誰?我積攢的巨大財產,不讓我兒子繼承讓誰繼承?
中國至今沒有遺產稅。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宗教背景的不同、生活環境的不同,西方的富人和中國的富人財富觀念,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比爾.蓋茨是美國的富翁代表人物,趙本山是中國的富翁代表人物,通過他們各自追求的生活方式比較,相信大家心裡會有一個理性的判斷。“比爾蓋茨和趙本山”資料可到下列地址下載:http://iask.sina.com.cn/u/1788806714/ish 盡管我們聽慣了美國的種種不是,也相信這些聲音可能有道理,可是當拿著自己的去一比較,不得不更相信:我們還不如美國,中間的距離豈止還是一點點!
中國的企業一般不喜歡大規模的捐贈,不喜歡搞大規模的為社會福利事業。寧可把一筆錢拿出來作為企業的灰色公關經費,也不願意拿出相等數量的錢來作社會公益活動。假若公開中國民營企業的灰色公關經費和社會福利事業的經費,那將是天上人間的差別。中國的企業家們,遵循的是一條實用主義的原則,沒有回報的捐贈,一般是不會做的。“我為什麼平白無故把錢給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中國富人深夜裡捫心自問的話題。他們自己解釋不清楚,社會也沒有給他們解釋清楚,文化也沒有給他們解釋清楚。
所以就目前而言,中國的貧富懸殊的鴻溝越演越烈,富人過得無限風光、逍遙自在,有國家和平穩定的大環境保護著他們。特別是在新的《物權法》頒布后,全國人大以法律的形式承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富人無論擁有多少的財富都是天經地義。
從宗教意義上來說,中國政府推行的無神論觀點,讓龐大的無神論者堅定地認為人死如燈滅,死人不需要未來!老子的未來就是子女!所以他們總把眼睛盯住自己的家族子女,死后的天堂和地獄對他們只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這就是中國盛產富二代的背景。
傳承實際上包括四方面的內容,財富的傳承、制度的傳承、人的傳承、價值觀的傳承。究竟要傳承什麼?其實這個屬於價值觀和體制的范疇。就像美國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傳承內容截然不同,封建社會隻傳承給人,結果老出事﹔華盛頓就傳價值觀,至於總統是什麼人無所謂,結果這個價值觀一直傳到現在。
顯然,從社會發展進步的角度來說,中國的富二代現象並不是值得我們驕傲的社會特征,這是一個需要我們通過改革逐漸消除的現象。從參照世界成熟的經驗來說,告別作為一種群體現象的富二代並不應該是一件難事,可是,這件事放在今天的中國,無疑是困難重重。
首先,如果實行社會遺產稅,全國百姓都會拍手稱快,但富翁們可能就沒精打採了。即使還未開始遺產稅,中國的人才、財富移民大軍已經成為社會嚴重的憂患!
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首部年度國際移民報告《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報告顯示,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一千萬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關考慮。而近3年至少有170億元資金流向國外。
在海外投資移民中,年齡普遍為30-40歲,很多人擁有熟練的專業技能,他們在海外投資領域集中在房地產、外幣存款等。報告披露,2007年以來,美國成為主要的移民目的國,去年申請去美國的移民數量超過總數的50%,永久性移民超過15萬,其中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人數近9萬人,在中國國際移民總數中排名第一。報告指出,富裕階層和知識精英正成為新一輪移民的主力軍,移民人口組成也日益偏向中產階級。
而在大洋彼岸,卻還發生了不同的現象。近日有一篇新聞報導稱,一些加入美籍的中國有錢人居然反悔了,要放棄美國籍。原因是美國簡直是“萬稅之國”,房產稅、遺產稅、海外所得稅……並且執行的嚴厲程度讓他們感到驚恐。可見去美國的中國富豪們壓根就沒想過要用自己的錢去資助美國的百姓們。
其實很多移民海外的中國富豪的如意算盤是,享著國外的優質生活,拿著方便出行的護照,然后照樣在中國賺大錢,這也是網友對移民富豪聲討最多的一面。
事實上美國企業家有回饋社會的傳統,美國大量的藝術館、學校、社會公益機構都是有錢人捐贈。悶聲大發財的內地富豪在美國如果良知尚存,不免又多一層道德的拷問。
其次,要讓中國的富人做到普遍性的捐錢很困難,因為中國富人所擁有的財產,很多是官道來的、黑道來的,他們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掙來這些資產,是不太可能無償再送給別人的。財富來源的不同,導致了富人們精神層次不同,這也是中國少有巴菲特的根本原因。
還有我們的經濟並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企業家的許多所得不是陽光化的。沒有陽光化的資產,又怎麼能去捐獻呢?自己財富的來源都不是合法的,見不得人的,怎麼能拿出來捐獻呢?
其實在我們國家中,最富的群體不是企業家,而是貪官。近年查出來的貪官,動不動就是幾千萬、幾億元,如深圳市前市長許宗衡涉貪20個億。東北還出了一個“級別最低、數額最大、手段最惡劣”的三最女貪官,僅僅是一個區的土地局副局長,就貪污了1.45億元。貪官們的錢是不可能捐贈的。
即使我們現在看到了不少捐款的風光,有相當的在私下還存在不可見光的交易呢。
最后,中國富人的主體,基本上還是權力的掌控者,他們不光制造了富二代,還同時在不斷地制造官二代,如果他們不願意改變現狀,民間的呼聲是根本形成不了氣候的。所以,對權力的約束顯然是創建新制度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