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奇：農民工及其六大衍生群體狀態解構【3】

四、留守老人

城市對於風燭殘年的農村老人來說，或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當村裡的年輕人紛紛外出，老人隻能獨守故土。據全國老齡辦測算，“十二五”時期，我國有4000萬農村留守老人，佔農村老齡人口的37%。

“夕陽是晚開的花，夕陽是陳年的酒”，這種“最美夕陽紅”對於農村的留守老人來說，卻是一幅想都不敢想的世外圖景。現實生活中，更多的則是“門口拴著一條狗，屋裡留下老倆口”的淒涼場景。農村老人一生辛苦勞作，晚年本應休養生息、頤養天年，但兒女的外出打工，使他們不僅不可能安享清福，反而要重新擔負起青壯年時代的農活重擔，生活壓力使他們感覺比青壯年時代更苦更累。《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顯示，在農村留守老人中，有88.3%的人還要從事農業生產勞動。

他們是當下中國最苦的一個群體。就其生活狀態而言，一是生活質量很差。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教養孫輩的責任，身體上、精神上都難以承受。二是身體健康狀況較差。不少老人疾病纏身，沒錢看病也沒有條件看、沒時間看，小病扛，大病拖。三是家庭氛圍缺失。電話成了與外出子女交流溝通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徑，平時除了看電視、趕集、聊天外就沒別的娛樂活動和情感寄托，常常是“出門一孤影，進門一盞燈”，老無所養，老無所樂。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2011年9月27日，因為幾天來打家中的電話都無人接聽，湖南婁底男子肖開全從打工的長沙匆忙趕回家中，當他破門而入，看到的卻是夢魘般的一幕：1歲8個月大的女兒，一動不動向天躺在奶奶的臂彎裡，身上爬滿了蛆虫，奶奶趴在衛生間門口，身上濕漉漉的，尸體開始腐爛。這樣的故事雖屬個案，但它折射的卻是這個群體生活狀態的一個側面。

五、后打工族

當一些80后、90后農民工拉著箱杆，哼著網絡歌曲三三兩兩進城尋夢，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工正陸陸續續扛著標志性的蛇皮袋卸甲歸田。但，這決不是榮歸故裡，更不是衣錦還鄉，而是一種苦澀的選擇，一種無奈的回歸。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麼是年齡大了，干不動了﹔要麼是自身的技術不能與時升級，干不了了﹔要麼是傷病纏身，不能干了。他們是被“干完活走人，市民權免談”的高傲遺棄的一族。表面上看，“后打工時代”表現為用人企業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背后隱藏的卻是現行的農民工體制無法保証他們在年輕時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型。由於各方面都不願意支付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數民工來到城市之后，無法實現“能力再造”，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就業、社會保障、衛生服務、教育等方面權益，隻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事簡單的、機械的、低水平的勞作，通過出賣體力和青春換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機會。一旦沒有體力可出、青春可換，那麼“回家”也就成了農民工唯一而又無奈的選擇。“用之而不養之，用之而不護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時代”集中體現了我國現行農民工體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對他們來說，從農村到城市再回到農村，是歷史的宿命，想掙脫都掙脫不了。

現在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是勞動力價格偏離價值現象非常嚴重。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志寧研究，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GDP中所佔比重逐年走低。社會發展了，有了豐厚的積累，農民工卻留不下積累以供日后消費。尤其是一些干了幾年甚至十幾年特殊工種的人，職業病隱患大都在40歲以后。40歲之后，被企業掃地出門，一旦發病，隻能自己負擔醫療費用。全國700多萬挖煤的農民工，3200多萬農民建筑工，在這些高風險行業干活，工傷發生的幾率很高，如有工傷，一輩子將無依無靠，企業的賠付只是杯水車薪。傷殘民工悲哀地感嘆：我們死得起，可我們活不起呀！值得關注的另—個方面是，政府和社會對諸如礦難等“紅傷”的關注程度極高，而對於以空氣污濁造成的慢性疾病等“白傷”還缺乏足夠的重視。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患職業病多達二億多人，可以想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工一族，張海超開胸驗肺是他們無奈的選擇和無聲的吶喊。“紅傷”如利刃，“白傷”如鈍刀，殺人不見血，讓傷者在漫長的病苦中倍受煎熬。

他們無奈地歸鄉，眼下手裡還有幾個余錢，日子過得還不錯，但他們余錢告罄，日漸衰老，又體弱多病，誰來負擔他們的晚年？多年在外打工，荒疏了農技，也無力務農，不願務農，漫漫的養老路上，何為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