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奇：農民工及其六大衍生群體狀態解構【4】

六、小漂族

調查顯示，當下有些年輕夫婦進城打工並非隻為掙錢，第一追求是陪孩子在城裡讀書，隻要能在條件比鄉村好的城裡找到一張書桌，他們就心滿意足地生活下去。但為了穩住這張書桌，他們不得不四處想方設法謀到生存之所，孩子隻能隨著他們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有時為了謀生，又不得不遷往他處，孩子也必須隨遷異地，再尋學校。

當城裡人在為孩子怎樣才能享受到更優質的教育資源而煩惱時，農民工子女卻在期盼著能有一張安穩的書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的結果顯示，農民工子女在務工地和老家接受教育基本各佔一半。農村的學校，老師越來越老，孩子越來越少，但城市裡的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的教育資源相當緊缺，相比之下，如此多的“小漂族”進城讀書，城裡哪所學校能容得下他們的書桌？古代有“孟母三遷”，今天城市的大街上到處都是“孟子媽”，所不同的，前者是主動的，是為了能找到更好的環境﹔后者是被動的，隻為能找到一個讀書的地方。即使上了學，面臨高考，小漂族還得回到老家考試，不允許與城裡的學生同場競技。報載，湖北仙桃的一位在北京打工的農民工與工地總工聊天，發現兩人同是1987年參加高考的考生，而農民工比總工的分數還高出50分，卻因為湖北戶口沒能錄取。如今他隻能給比分數還低50分的總工打工。

2004年動漫領域有一幅最引人深思的圖片，一個趴在母親背上睡覺的孩子，而他的母親正彎腰為一個有錢人的孩子擦皮鞋。可以想象，一個有錢將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個沒錢隻能為生計奔波，這兩個孩子在未來生活中如何和諧相處？

七、老漂族

為了照顧自己的生活或照顧孩子讀書，一些青年農民工把父母接到城裡同住。表面上看進了城，甩脫了繁重的農活，又能跟自己的孩子、孫子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其實他們的內心卻無限惆悵、孤獨。對於中國而言，人生對故鄉的情感糾結可以用兩個“真好”概括：年輕時，終於走出故鄉，真好！老年時，終於回到故鄉，真好！而這些長期生活在故鄉的老人，晚年卻不得不遠離故鄉，四處飄零，他們的心靈失去了安放的場所。

首先普遍面臨的是居住的問題。高房價的城市催生出人群結構的居住地的變化，上海流行一種說法：內環都是說外語的，中環都是說普通話的，外環全是說上海話的。農民工買不起房，隻能見縫插針，在城裡尋找環境最差的地方，聚鄉而居，形成“河南村”、“安徽村”等“城市裡的村庄”。在城中村裡，缺乏最基本的公共設施，到處是低矮的簡易建筑，天上電線、電話線密布如蛛網，地上是污水橫流，無處下腳，屋裡是潮濕發霉的污濁空氣。這裡大多祖孫三代同住一屋，在一個狹小空間裡，冬冷夏熱，蚊蠅遍地。他們在高度現代化的城市裡，過著低度現代化的生活，有的連電風扇、電視機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都缺乏。另外，從農村一下子進入城市，城裡的一切對他們都是陌生的，不少老人電器不會用，電話不會打，馬路不敢過，外出之后找不到家。生活方式也跟不上趟，以前，他們在自己的村庄，可以隨地吐痰，甚至在自己的庄稼地裡可以隨地大小便，無拘無束，現在連大聲說話都要受到限制。特別是情感交流缺失，從熟人社會一下子進入生人社會，舉目無親，老人想找個人拉拉家常嘮嘮嗑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除了每天看護一下讀書的孫子，再也沒有其他活動，更談不上娛樂生活，成為漂落在繁華都市裡茫茫人海中的“魯濱遜”。

城市化把最容易資本化的人群都拉進城市，讓最難以資本化的人群都留在農村，但是由此引發的矛盾和問題卻遍布城鄉，而且越積越深。了解這七大群體的所思所想所願所盼，幫助他們提高生存質量，提升發展能力，是實現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關鍵。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解決，鏟除二元制度、消解二元思維、清理二元文化都需要假以時日。當務之急，應在四個方面狠下功夫。

一應大力推進農民工流動家庭化。家庭是社會的基礎細胞，細胞功能退化或發生病變壞死，社會的肌體必然大受影響。就中國的情勢看，農民工的存在不是三代、五代人的問題，很可能是更長時間的延續。因此，隻有以家庭為流動單元，才能修復家庭這個社會基礎細胞，從而促進社會肌體的健康發育，使構建和諧社會成為可能。從長遠看，不以家庭為單元的流動不是合理的流動﹔不以家庭為單元的遷徙不是穩定的遷徙﹔不以家庭為單元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一要解決居住問題。政府在考慮廉租房問題上不僅要針對城裡低收入人群，同時也要將進城農民工納入視野。企業在用工方面要盡量提供更多夫妻共事的機會，有些地方的企業開設夫妻房的做法也值得借鑒。還有就是促進社會上的空房流轉，城市空置房大量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現在全國660多個大中城市加上2000多個縣城究竟有多少空置房難以估算，可利用的空間十分巨大。二是為農民工子女上學提供充分條件。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有教無類的思想，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的城市更應該無條件接納他們讀書。今天多放一張書桌，明天就可能少建一座監獄。三是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落實。有關調查顯示，目前“五險一金”在農民工中的落實比例不足三成，這是農民工難以舉家流動的重要障礙，應大力推進“五險一金”的繳納，為農民工落戶系上安全帶，讓農民工多些安全感。

二應大力推進社會建設。西方一些城市不管經歷什麼風雨都沒有走向衰敗，根本的原因，城市的肌體有兩大內核在支撐。縱向的是以宗教信仰凝聚人心，橫向的是以發育成熟的社會組織提升歸屬感。相比之下，中國“主義”不少“社會”很少，目前社會組織才萬分之二點多，法國差不多是中國的100倍，每一個人都有多個屬於自己的組織。應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大力培育社會組織。一是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讓家庭的一些職能轉移給社會。比如，擴大農村寄宿制學校的規模，提高留守兒童的教育效果﹔充分發揮基層婦聯和計生組織作用，開展留守家庭生產互助等類的活動，幫助留守婦女和老人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建立鄉鎮一級的含有心理門診、法律援助、文娛中心在內的留守服務中心，等等。二是在農民工集中地建立各類農民工組織，或吸收農民工加入城市中的各類民間組織，讓他們找到歸屬感。三是完善城市社會服務，城市各類群團組織都應把觸角深入到最基層的農民工群體中，同時在每個社居委都應設立農民工工作站，把農民工工作納入日常管理。

三應為農民工消費工余時間創造條件。無事就會生非。如何引導農民工科學合理地消費自己的業余時間，對維護社會穩定將會起到一個非常大的作用。當前，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農民工群體精神文化需求未能有效滿足，整體呈現“孤島化”特征，處於城市和農村的“夾心層”，已經影響了農民工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提升，影響了農民工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使他們缺乏融入感、認同感，進而影響到工業化、城市化、城鄉一體化發展。建立和完善農民工與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事關農民工文化權益保障，事關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事關一代人的精神塑造，事關城市文化合理發育，事關中國城市的發展質量，事關社會的公平正義，事關社會的安定和諧，事關社會管理創新。滿足農民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需求要做好盤活存量文化資源和優化增量文化資源兩篇大文章。充分利用現有直接文化資源，如向農民工免費開放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設施﹔協調利用間接的文化資源，如協調教育、科技、旅游、企業、社區以及工、青、婦等部門發揮各自的職能特點為農民工提供文化服務﹔開發利用新的文化資源，如為農民工提供新的傳媒載體，搭建城市露天舞台，構建文藝活動、文學創作、技能培訓等方面的平台。

四應針對不同群體制定不同的政策。雖然各級政府對農民工問題高度重視，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解決農民工問題，但是，在政策設計上針對性不夠強，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落實起來效果不那麼明顯。“以人為本”中的“人”是由無數個“具體人”組成的，不同的“具體人”有不同的需求，以農民工為核心的“七大群體”，留守在家的不一樣，漂泊在城的不一樣，留守在家的老人、婦女、兒童各有需求重點。因此，政策的出台可以“一攬子”但不能“一樣子”，大而化之、籠而統之的措施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應根據不同群體的不同需求細化不同的政策，採取不同的舉措。例如留守老人問題。“父母在，不遠游”的時代已經遠去，但對老人的關愛和照顧永遠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尺。在孝道衰落、社會轉型的雙重夾擊下，在由“養兒防老”向“制度防老”過渡尚未完成的背景下，絕大多數留守老人生活艱難，精神空虛，身體多病。一應重振孝道。孝道衰落，一是家庭中代際關系及夫妻關系發生顛覆性的變化，由過去父強子弱、夫強妻弱變為子強父弱、妻強夫弱。當兒子在夫妻關系中處於弱勢時，父母很難從兒子那裡得到有力支持﹔二是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孝道不再佔據邏輯上的天然制高點，人們隻用經濟收益的眼光看待老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孝道邏輯養兒防老天經地義，而市場邏輯則理性地推導出結果：兒子會理直氣壯地反問老子，你是養了我，可你養好我了嗎？這種市場理性的反駁會給父輩更沉重的打擊。二應下大功夫解決制度養老問題，讓孝道的“自律”與制度的“他律”共同發揮養老作用，讓“老有所養”在雙重約束下得以真正實現。總之，政策的制定、措施的實施都必須具有針對性、准確性，不可抽象化，務求具體化。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