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奇：農民工及其六大衍生群體狀態解構

中國農民工已經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人群，而以農民工為核心衍生出的六大群體正越來越清晰地走進人們的視野。這六個群體四個在農村，即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后打工群體﹔兩個在城市，即小漂族、老漂族。農民工加上這六大群體幾乎佔到中國總人口的半數，他們的生存狀態關乎和諧社會的進程和中國現代化的質量。自然界的天幕上最引人注目的星群是北斗七星，現實生活中，這七大群體引人注目的程度猶如中國天幕上的北斗七星。不同的是，自然界天幕上北斗七星閃爍的是為人指路之光，而這七大群體發出的卻是一個個求助信號。

一、農民工

對於農民工的概念，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表述。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用“六個最”作了描述性的概括：一個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群，在最短的時間內，涌入最沒有准備的城市，承托起規模最大的制造業，創造出數量最多的廉價商品，以最低廉的成本改寫了世界經濟版圖，這就是中國農民工。

其實，農民工是與城市相伴而生的，有了城市就開始有了農民工，隻不過當時沒有這個稱呼而已。在氏族社會時期，部落出於“自守”的需要，筑垣為“城”， 隨著氏族社會向家族社會轉變，不同家族之間有了“抱布貿絲”式的物物交換，“市”作為“買賣之所”應運而生，“城”與“市”的結合便生成了“城市”。在城市“拉力”和鄉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一些農民開始從鄉村進入城市經商務工，這便是最早的農民工。

當下中國的農民工，與歷史上的農民工以及其他國家的農民工相比較有很多不同之處。后者屬自然生長，前者是人為生成。在唐代以前，城市的管理一般實行的是城坊制，那時的農民想成為市民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到了宋代城坊制改為了街巷制，城門大開，城市得到空前發展，汴京有上百萬人口，成為世界最繁華、人口最多的城市，農民進城想成為市民已經變得十分容易了。這種城市的自由發展一直延續到上世紀40年代末。到了20世紀50年代之后，一道戶籍制度的高牆擋住了他們夢想，城鄉壁壘分明，它與生俱來，世代沿襲，不可逾越。到80年代中期之前，農民連進城的資格都沒有，出門要獲得生產隊的批准，要帶上生產隊、大隊、公社的証明信函，即便這幾關你都過了，還有一關你是怎麼都過不去的。不論誰走到哪裡，吃飯得給糧票，而糧票隻有吃商品糧戶口的人才有，農民沒有獲取的資格。幾級証明信和糧票把農民拴死在自己家門口。80年代后期，隨著物質的豐實和戶籍管制的鬆動，農民才被允許自帶口糧到城裡走一走，隨后興起的民工潮，徹底沖開城門，農民才有了自由的出入資格。但他們隻可以在日思夜盼的那個繁華世界裡出賣活勞動，想成為真正的市民，至今仍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大小障礙。

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278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一億多人外出打工，比俄羅斯的總人口還要多。其主要特點，一是流動方式以個體流動為常態。農民工無論是外出務工還是經商，絕大多數都是一個人“單槍匹馬闖天下”，舉家遷徙的很少。據有關調查顯示，農民工舉家外出的僅佔四分之一。二是流動時間長。農民工在外以務工或經商為主業，基本上是常年不歸，時間較短的也長達幾個月，有的甚至十幾年都不回家。三是流動空間廣。農民工無處不在，隻要有用工需求的地方，就有農民工的身影，其足跡遍布全中國，甚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隻要能掙錢，他們可以奔波到任何一個地方，干任何一種能干的工作。四是期待父輩成為“末代農民”。縱觀農民工的追求，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物質追求是第一位的，隻要能掙到錢什麼苦都能吃﹔第二階段，物質追求和精神追求並重，不光能掙到錢，還要有說得過去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第三階段已經上升到理想層面的追求，那就是千方百計甩掉那頂農民帽，做一個真正的城市人，最好是讓父輩當“末代農民”，頂不濟也要讓自己當“末代農民”。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1年《農民工市民化》課題組調查，數量過億的新生代農民工隻有7%的人願意以后回鄉。具體的表現就是追求“三感”。一是歸屬感，解決“我是誰”的問題﹔二是尊嚴感，解決“我像誰”的問題﹔三是幸福感，解決“我比誰”的問題。

歸屬感是農民工的認同追求。是農民還是市民，這個問題是農民工最想搞清楚的問題。今天的農民工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一個“四不像”，是農民又不是農民，是工人又不是工人，是市民又不是市民，很長一段時間連一個“官方”的稱謂都沒有，坊間綽號五花八門。一首詩叫《打工者的名字》，詩中這樣寫道：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別名進城務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稱城市建設者/昵稱農民兄弟/俗稱鄉巴佬/綽號游民/爺名無產階級同盟軍/父名人民民主專政基石之一/臨時戶口名社會不穩定因素/永久憲法名公民/家庭封號主人/時髦稱呼弱勢群體。邊界的模糊導致農民工找不到一丁點的歸屬感。從內心，他們想把自己歸為“市民”，但現實，依然是“農民”，“農民帽”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一樣，難以甩掉。

尊嚴感是農民工的融入追求。農民工早已遠離了田地，過上了城裡的生活，特別對於那些努力打拼的農民工來說，已經和城裡人坐在一起面對面地喝咖啡了，從穿著、說話到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跟城裡人已經沒有任何區別。但始終只是“像”而已，一說到戶籍便矮人三分。現在的農民工在乎的是工作是否體面、發展是否長遠、活得是否有尊嚴。有人通過對《北京青年報》1992年到2004年之間關於農民工報道的分析發現，70%以上都是表現農民工不健康的、愚昧的、令人討厭的、給人以不安全感的。這是社會畸形的二元心態最直接的折射。在一個不懂得尊重的城市裡，農民工沒有任何尊嚴可言。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表達出對那些建筑工人的尊敬，值得我們每一位城裡人反思。

幸福感是農民工的生活追求。幸福是一種精神體驗，是一種生活感受。傳統農民工隻顧拼命掙錢，他們進城的目的是為了掙錢養農村那個家，他們“進城”大多是為了“出城”﹔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則是為了“入城”，為了成為真正的市民。傳統農民工隻知道“低頭拉車”，找到了一份工作就任勞任怨﹔新生代農民工則喜歡“抬頭看路”，“旅游式務工”現象十分突出，“短工化”已成常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傳統農民工平均每年變換工作0.09次，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年變換工作0.26次，差不多是前者的三倍。所謂“無恆產者無恆心”，新生代農民工工資水平反而不如老一代農民工，2011年調查的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比傳統農民工低167.27元。老一代農民工喜歡縱向比，跟自己的過去比，他們出來打工，分明操著“賣白粉”的心，得到“賣白菜”的錢，卻無怨無悔，因為支撐“血汗工廠”的背后有一個更差的“血汗農場”，所以在不公平的現實面前，能忍。前幾年，一位背磚上樓的農民工寫道：“步履匆匆汗滿肩，風吹背簍正冬天。高樓白領曾知否，十塊磚頭一角錢”。盡管如此，他依然默默挺著﹔新生代農民工喜歡橫向比，跟周圍的人比，當發現自己跟城裡人長得沒什麼兩樣，而得到的待遇和享受的權利卻有雲泥之別時，他們已不再忍耐。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廠的條件還算不錯的，但2010年幾個月之內發生了12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全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農民工。除了自殺，更有反抗，領導本田零件工廠罷工的就是一位“二代農民工”。2011 年6月，在短短的二十多天裡，廣東潮州和增城就發生了兩起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群體事件。

很明顯，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法制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新一代農民工不僅關心福利，更關心權利﹔不僅關心民生，更關心民權。他們的追求已經由物質層面、精神層面上升到理想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