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得順：警惕“謀地型鄉村精英”的崛起【2】

未來改革的方向：“抓兩頭、放中間”

針對鄉村社會結構的分化現狀，解決地權問題的出路何在呢？筆者認為要充分考慮社會結構性要素對農地資源配置的影響，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第一，國家方面。一是需要對以干部精英為主體、以“依附型平民精英”為補充的“謀地型鄉村精英”進行規制，特別是要削弱干部精英的農地權力。就農地產權的制度設計而言，要善於處理復雜的社會關系、培育積極的社會力量，抑制其消極性，朝著“培育社會型政府”的方向轉型。具體來說，就是強化國家和農民的權力、弱化基層政府和行政村權力，即所謂“抓兩頭、放中間”，形成三種權力相互制衡的局面。近年來出現的各種“圈地運動”，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與基層的村委會、村干部“共謀”，農地權力過大，國家對它們缺乏十分有效的監管，農民在強權面前十分弱勢，幾乎沒有談判能力。因此，國家應當強化對土地的管理，明確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的界限，進一步加強地權的產權登記工作，加強對地方政府的有效監督。二是在征地過程中應當給喪失土地資源的農民合理而公正的補償，而且補償要具有可持續性。這種補償的內涵不隻包含現金支付，還應包括賦予農民就業權、社會保障享有權和完整的市民權。就業權，指享有城鄉自由流動和自由擇業的權利﹔社會保障權，指因城市就業而獲得的各種社會保險，比如工傷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市民權，指因市民身份獲得的權利，比如義務教育、職業培訓、社會救助等。就業權包括培養失地農民的生存技能和能力，政府應為他們創造各種就業、創業的機會，然后是進城務工的失地農民應該獲得與自身所付出的勞動相應的、與城市戶籍市民平等的社會保障權，最后是與市民平等地受教育權等市民權。

第二，農民方面。農民應當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形成一個真正能代表自身利益的組織，進一步拓展應有的公共空間。農民隻有建立起真正能夠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譬如農會、農村合作社等經濟社會性組織，並由該組織來代表農民行使地權，才能有效制約地方政府的各種“圈地運動”，有效牽制基層組織的權力。總之，對失地農民權益的保護應當是一個綜合的、可持續的、系統的工程，而不能簡化為所謂的現金買賣。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因土地征用而引發的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也才能在國家、基層組織（包括地方政府、村委會等）與農民之間形成良性的社會互動關系，進而培育共享發展成果的和諧社會。

來源：社會科學報第1344期 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