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兩個月來的大多數宏觀經濟數據——如GDP、財政收入、CPI和PMI指數、進出口等等——都顯示,中國經濟正在、甚至已經企穩回升,完成去年初設定的各項主要指標鐵定不成問題。 |
全球化、“再平衡”與“政府失靈”
4年前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降臨、隨后便在各國政府協力“救市”的政策下很快穩定下來以后,許多政客和財經官員都頭頭是道地宣稱已從70年前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過去20年來的長期低迷中汲取了足夠教訓——救市的成效不是証明了這一點嗎?現在知道,我們吸取得十分有限。
導致目前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動蕩的根源一個都沒有消除,有些反而在政府為應對危機而不斷祭出刺激政策的“猛藥”后進一步加強。就是說,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舊模式依然在運轉。
不少人正確地指出,要從舊的失衡的經濟模式中走出來,危機前不可持續的增長所導致的各種不平衡必須得到修正,全球經濟就需要實現“再平衡”。在筆者看來,這一過程至少應當包含以下幾個不同層面的內容。
說實在的,眼下不管是在歐洲大陸還是在美洲大陸,所有人都不再懷疑威脅的嚴重程度,所有人都了解推出更有力政策的緊迫性,像默克爾和卡梅倫這樣的政治家們也不都是傻瓜和懦夫,然而為什麼他們不能停止回避這些重大挑戰,對挽救日益沉淪的經濟有所作為呢?
問題的症結在於最終由誰來埋單?
4年前,當危機尚停留在私人部門(比如華爾街或冰島、愛爾蘭的銀行系統內)的時候,美國和這幾個歐洲國家的政府可以為拯救它們“埋單”。而4年來危機逐漸轉移成一個個國家的主權危機,它仍然也需要埋單者。換言之,必須要有一些國家為另一些國家“埋單”,雖然這個“埋單”的過程和形式因為經過了歐盟、歐洲央行和IMF等各種國際組織之手而變得比較復雜曲折。但這在當今民族國家世界體系內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更加不可能違逆民意而邁出這一步。因此,這次危機的解決不利在更深的層面折射出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本土化之間的深刻矛盾。
70年前的大蕭條后來之所以能夠被成功克服,除了由於當時全球化程度不高外,更主要是因為當時美國擁有全世界一半的GDP和外匯儲備,這使得美國實際上承擔了“全球政府”的相當一部分功能,當然它自己也從中換取了巨大好處。時至今日,疲憊不堪的美國已難以重新成為發動機,而過分期待中國則顯然也不切實際。於是,今日的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增長無極”的時代。
在中國領導人眼裡,2011年是“最困難的一年”的話,2012年則是“最復雜同時又充滿希望的一年”。那麼,經歷了換屆以后的2013年將會呈現怎樣一種扑朔迷離的變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