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中國為何沒有個人尊嚴和自由傳統【2】

【權利觀念匱乏】

個人本位缺失，已經是個人權利的先天致命傷，何況古代中國又極乏權利觀念。夏勇說，中國人的天理就是中國式人權觀念，政府的責任就是人民的權利。西方的人權概念是政府不應侵犯人民的權利，中國則主張政府應為人民做些什麼。西方人權是法律語言，中國的人權則基本是道德語言。道德語言產生不了權利，隻能有義務的觀念。因此，在古代中國，民眾隻有交納賦稅、服役之義務，而無參政議政之權利（這與西方近代形成的“無代議士不納賦稅”形成鮮明對比），更別說擁有馬歇爾歸納的三大個人權利：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

當說，中國傳統政治中也有好的一面，如講仁，講義，尊重生命，尊重生存權等，但都是從責任和義務的層面講，而非倡導百姓去爭取權利。制約統治者的手段，主要又不是法律及分權制衡，而依托於儒家倫理和道德期待。倫理和道德不是沒有約束力，但相當有限，而對“聖主”的期待，更是幾千年中國政治的致命傷，無異於先將百姓的頭顱放在鍘刀之下，再期待來執行的劊子手忽然變成活菩薩。

【禮法、宗法之二元約束】

日人淺井虎夫指出，中國古代法律有二元性，那就是國家制訂法外，還存在家族法，也即所謂宗法。

古代中國制訂法律，講究“出禮入刑”。禮與刑結合，大約在西漢，董仲舒等將說經與解律結合，建立所謂“春秋決獄”的傳統，實質即禮刑結合。按瞿同祖的研究，中國法律之儒化是漸進的，萌芽於漢而始於魏晉，成於北魏、北齊，經隋唐后便成為法律正統。

禮的主要內容是確立尊卑貴賤秩序，本質上與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在禮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制裁，代替道德的制裁，淺井虎夫認為有兩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義，遂至有不能適用之處，而完全喪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強制力，而其中心之服從苟免而無恥，遂至並道德而滅絕矣”。

申言之，禮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國家利益至上，而漠視個人利益。法隻制裁異端，而非保護權利。中國古代法律始終以刑法為主，絕少見民法蹤影，因此本是民事糾紛，也隻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觀念來制裁或調節。自先秦李悝《法經》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西方早期也是諸法合體，但從羅馬十二銅表法開始，就確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導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則已基本擺脫以刑法手段來調整民事關系。二是“保護不平等”，諸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禮法卻要保護且強化這些不平等。事實上，家族和階級正是中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內，父權、夫權決定了尊者懲戒卑者的權力。社會上也是等級有序，不僅生活方式因社會身份不同而有差異，法律待遇也不同。譬如清代賤民，不但未有科舉機會，甚至不能與良民通婚。

至於宗法，則是血緣集團內部道德規范、精神信條的法律化，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家族內部的禮法。一方面，族長借宗法對族人享有系統控制權，另一方面，宗法制度又為國家提供有效的基層服務，在皇權所不及的鄉裡，個人主要由宗法來控制。宗法對個人也能派生一些好處，譬如義學、義田等，可供家族內部的寒士得到教育機會或最低生活保障。但這只是血緣集團內部的蔭庇，並非建立在全社會平等公民的政治權利及道德共識之上，有相當大的局限性。

簡言之，在禮法與宗法的雙重約束之下，個人尊嚴如同絞肉機中的肉塊，如果沒被攪碎，那只是幸運而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