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中國為何沒有個人尊嚴和自由傳統【3】

【無產權則無人權】

在古代中國，私有產權難以確立及保護，人權至為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沒有私有產權概念。戰國以后土地漸漸私有，民土出現，但缺乏產權保障，常被侵佔。譬如漢代王莽的王田制度，元代的奪田，宋代公田，明代皇庄，清初圈地，都充斥著對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長期向民間富戶強征錢財，始於漢武，繼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報效”、“捐輸”，非常驚人。

與不尊重私有產權配套的，則是抑商觀念及政策。據傅筑夫研究，發揮作用的主是三項制度：禁榷、土貢、官工業。禁榷把最有發展可能的行業從私人手中奪過，改為官營，商品經濟自由發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貢則越過商業程序，把本為商品的物資，直接向民間索取，實質是把商品經濟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業制度與土貢相輔而行，將不願從市場購買，土貢又不能滿足的部分商品，改為官家通過盤剝民間勞動力的方式自行制造，從而又取消了商品經濟中很大一部分活動。此外，楊聯陞等人還指出強征強借、賤買（如唐德宗的宮市，宋元明的“和買”、清代的“採買”或“採辦”等）、課重稅捐等手段，其本質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與民爭利，而無視私有產權。

不但私有產權不得尊重，與私有產權關聯最大的群體——商人的尊嚴還特別沒有保障。盡管早在西漢，司馬遷就在《貨殖列傳》中表達了對商人的尊重及對經濟獨立以保障權利的向往，但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種歧視性法令也層出不窮。如漢代規定商賈不得衣絲、乘馬、為官，唐代禁止商人與工匠騎馬，還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應試與出仕。直到明代，還有“商賈止用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等規定，不過未被嚴格遵行。

人的自由及尊嚴的一個極重要前提就是經濟獨立，而經濟獨立的最重要前提則是產權保護。但這一切，在古代中國卻被忽視了數千年。

【公私領域無界分】

在古代中國，隻有臣民、草民、子民的概念，而乏公民的概念。草民是命賤如草，臣民是匍匐在地，子民則直接當孫子，就是沒有獨立而且直立的公民。

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導致缺乏相應的公民權利外，也導致公私領域無分野。然而，個人尊嚴很大程度上恰建立於此種分野之上——私人領域中是個人最核心的自由與權利，不能被公權傾軋變形﹔公共領域則是公權與私人之間的緩沖帶，私人借公共領域以聚合，進而與公權分庭抗禮。

在古代中國，私人領域始終為所謂“公”傾軋，其根本原因在於社會缺乏相對獨立性，尤其是相對於國家權力的獨立性。統治者借助“公”壟斷政治資源及道德資源，形成所謂“代表型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語）。儒家之外，諸子學說也未給私人領域以充分的尊重與保護，法家以國家公利來淹沒私人領域，把個人當作帝國機器運轉的螺絲釘﹔墨家的兼愛更像宗教關懷而缺乏制度設計﹔道家的超越缺乏公共價值的追求，其小國寡民的理念也與構建公共領域的理念格格不入。

於是，涉及公私范疇的中國傳統就形成了三種內在悖論：首先，統治者在價值觀上高倡“公”，然此“公”只是帝王私人擁有的“公”，民眾與之並無休戚與共的關系，更無參與或監督之權力。其次，由於“公”對私人領域的侵略性，民眾對“公”常充滿恐懼與不信任，積極的揭竿而起，消極的終老泉下。最后，“公”與“私”貌似截然對立實則頻繁轉換。私人一旦手握“公”權，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牟取私利。

古代中國的公私狀況，大約可以“大公無私”概括。但這“大公”未必公，往往只是維穩的一種政治話語﹔“無私”也未必純粹，往往只是私人對個體權利的放棄。

【結語】

自秦漢至近代的數千年內，類似西方16世紀以降的思想、政治、經濟和社會四大革命，在中國一個都沒出現。民眾常為國家共同體的強大陰影籠罩，也為儒家思想及其滲透的禮法、宗法制度的約束，沒有個人的自立、政治權利的平等、私有產權的法律保護，很難保有個人尊嚴。古代中國人的尊嚴缺乏，主要還是權利的缺乏，如西哲雲“一切貧困都是權利的貧困”。要讓中國人有尊嚴地活著，也許還需要不短的時間。

（注：本文轉載自“宋石男--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